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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善的儒家民主将超越世界
众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骄傲。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人民已经习惯了与锁链相伴的生活。这两种看法都明显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虽然第二种看法显得还较有同情味。不可否认，这些人对中国通常很真诚，但是，他们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制度和政治实践时所用的语言就可以了。他们要么从明确的经济利益出发，并不为人民实际的民主利益考虑；要么含糊其词地从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加以发挥。
或许我们已经到了抛弃陈旧民主观念的时候了。比如，我们应当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民主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认为，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我们应当认为，人权不必非要先写在遥不可即的天际，然后才宣称在地上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应当认为，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群的生活理想，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按不同的节奏与时间表运行；诸如此类的崭新视角都要求西方人不应该再要求中国人既接受民主婴儿，又接受肮脏的洗澡水。
当代著名学者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经说过，传统同我们先人的民主思想血脉相系，也意味着对我们朦胧的祖先，对他们曾经作出的努力，以及在今天可能继续发生的影响表示赞同。今天，我们将做这样一种尝试，也就是，我们打算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先人的民主”(democracyofthedead)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文化进一步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视野。
一、民主化的动力
儒家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社群的民主思想，而不是政治或政府本身。我们和杜威一样，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政府是几乎无法充当民主的领头人的，尽管政府总是卷入民主化的进程。每当政府试图充当迈向民主的领头人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设计的民主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流产。
在当今世界上，许多人期望中国国内出现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在西方，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数是具有使命感的资本家，还有主张进行自由式民主改革的人。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的变革理应沿着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说，其实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不见得存在非要这么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发展亚洲民主模式的思想资源。在提出儒家民主主义时，我们并不将其限定为仅仅具有“亚洲特色”的民主。我们认为，发展儒家民主主义不仅有益于亚洲的民主化倡导者，而且有益于西方社群主义民主的倡导者。正是由于儒家民主主义必使双方受益，所以提倡儒家民主主义可以提升中国民主的希望。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在今天还很有希望实现。
二、中国民主思想的典籍资源
现在，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中国民主思想的典籍资源，从探讨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有关的社群观点入手，我们将要看到，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有许多思想与美国民主包含的社群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社群主义者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本着杜威的思想精神，认真考察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重建。在界定何谓“公善”(commongood)时，桑德尔提出以小“r”打头的共和主义(small“r”republicanism)，认为这个自由有助于界定什么是公善，因为共和主义自由的前提正是一个成形的公民社会。在这一公民社会中，公民都努力培养为达到自治所必需的个性和品质，在此过程中，个人对社群的归属感不断加强。由此可见，在共享的自治社群里，自由(liberty)是通过个人对社群的完全参与表现出来的。
在共享的社群中，个人对自由的认识绝不仅仅停留在“不受拘束”(theabsenceofconstraints)的层面上。社群主义民主认为，个人的自由身份意味着在社群中成长，并在社群需要时随时修正个体的行为。在社群需要时，能够随时修正个体行为的能力恰恰是自治的精髓所在。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这样一种社群主义自由概念已经不再对美国的民主起推进作用。由于企业文化与国家政府的双重扩张，曾经缓冲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组织机制被削弱了。曾几何时，象家庭、居民区、学校、工会、社区俱乐部和教区都曾经在教育公民遵守社会文明公德方面起过较大的作用。可是今天，就公民自由而言，个人自由身份已经成了公民选择自己目标时的单一能力。
现在，美国民主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和中立化，其目的仅仅在于确保一种权利框架，在这一权利框架中，人们有选择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目标的自由。原则上说，政府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人民对任何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概念化的自由给社会留下一个真空，使得形形色色的带有偏狭性质的说教迅速乘虚而入，比如，自卫组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进的反堕胎主义，新纳粹主义，白人优越主义，有组织的恋童癖，等等。
桑德尔的分析表明，有两种观点通常被认为与公民对自由的理解背道而驰。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公民遵守社会公德就必然要牺牲个人自由，而且这种个人自由的牺牲常常是在强制状态下实现的。
针对第一种认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观点，桑德尔提出，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他认为，居民社区(neighborhood)政治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其重要性应当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不管遥远的政治实体有多么重要，人民不可能真正对这些庞大而又遥远的政治实体宣誓效忠。即使有例外，那也是由于这些组织机构及其政治安排跟参与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
桑德尔非常悲观地认为，目前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基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是没有长久活力的。他的这种看法特别接近杜威所坚持的一个观点，即民主是表现在态度上的，而不是表现在组织机构上的，而且民主的态度是通过教育逐渐形成并得到加强的。桑德尔认为，个人主要特征的培养应当是地区性教育结果。这些个人特征首先在一个非强制性的、自主的社群中形成，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更为复杂的生活领域里去。
桑德尔没有否认，独立自由的自我是一种个人解放，个人洒脱的理想，他们不受外在道德或社群关系的约束。但是，仅仅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着美国的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那些表面上看似不民主的概念其实都有一定的价值，例如，礼仪制度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级制度，服从，互相依赖等等，我们先前都把它们与儒家哲学相联系而认识不到它们的民主价值。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形之下，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于美国民主来说，是暗示着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最起码，当代美国的问题对一些亚洲文化可以起警戒作用。我们注意到，一些亚洲文化有抛弃儒家思想的倾向，却没有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对亚洲特色的民主可能作出的贡献。
对中国而言，显而易见，支持民主的思想资源与个人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大相径庭。为了论证儒家思想与民主相兼容，许多学者从典籍中寻找与当代民主能够发生共鸣的材料。这样做必然会出现问题，因为解释以往的事件，几乎都可以跟当今的事务有所共鸣。然而，还有无数偶然因素，特别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当今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制度化。正如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Friedman)所说，所有文化都包含着矛盾性的政治潜能，如果中国领先于欧洲实现了民主化，那么历史学家们可能宣称，整个中国文化都是民主的，而且这种民主是独一无二的。
赞成这种说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国的传统里，确实存在支持民主化的传统资源。最起码，这些资源在帮助中国人消化外来民主思想的同时，可以将民主的概念转变为与中国传统更加吻合的思考方式。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方式为提倡民主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帮助他们与自己社会中试图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更保守、甚至更顽固的敌人进行论战。
在《尚书》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孟子》那里，我们发现一句更为人熟知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先于刑罚，而这正是任何社群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基石。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长期有效，是因为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对于法律的优先性，并将道德作为确保社会和谐的主要手段。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希望人民的诉讼越少越好。应该说，这一立场与法制并不矛盾，一般来说，儒家解决争讼的方式是，先尽可能使用非正规的和解办法或进行道德规劝，实在不得已才使用法律手段。一个社会，如果诉讼很多，维持秩序又不靠社会公德，却主要靠法律和制裁手段，那样要想建立社会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成员的利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在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时，更多地使用法律。可是，中国社会一直更依赖道德。
在中国，理想社会是一种“人治”社会，理想的“人治”社会的统治者是道德极为完美的君主。在一定意义上，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在他看来，成功的君王既能将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又同时能够保持“无为”的状态。比如，《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儒家思想里，甚至说在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思想中，有足够多的命题与西方民主思想相协调一致。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反驳任何对杜威式儒家民主主义可能产生的怀疑。如果我们把杜威的民主思想和儒家民主主义二者都设定在一个社群主义模型中，那么这一立场就更加毋庸置疑。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更加详细地对这些线索和观点进行论证，这样我们才能证明，儒家民主主义不仅在将来可能实现(possible)，即使今天它也是很有价值的(plausible)。
《论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象好的实用主义者一样，孔子强调紧密的、内心自发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孔子强调协调个人与家庭、进而协调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力图建立一个繁荣昌盛、自治的人类社群，并将其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最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类社群才能确保个人与社群的理念共享以致完全融和。儒家民主主义模式靠两个强大的却又是非形式化的力量来维系，一个是“耻”字，一个是“礼”字。虽然，强迫作为维系秩序的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但孔子拒绝采用这种手段。在孔子看来，自治(Self-ordering)是明确的追求。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家庭被视为社会的细胞。个人首先是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先要在家庭内部关系中认识自己，然后才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self-cultivation)为本。”国家是家庭的延伸，对国家的认识是在修身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在人与人的角色和关系中逐步深化的。儒家民主主义同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思想，因为这一出发点为“公民”(citizen)或“公共个人”(publicindibidual)这样的概念提供了比自由主义民主传统更加合理的解释。
在西方，最早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家之一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民主体制中的公民(thedemocraticcitizen)小时侯在家由父母抚养，等到他一成人，就离家参与公共生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人就将家庭生活看成是同公共生活根本对立的，此后，西方社会私人与公众领域的明确界线就固定下来了。
在传统的儒教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庭，实际上就等于他抛弃自己的身份。因此，儒教社会中公共个人(publicperson)的概念，或者说儒家思想对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是跟西方大不相同的。在这点上，美国实用主义鼻祖杜威关于社群主义的思想有利于理解传统儒教社会中的个人概念。
三、杜威与孔子对话的成果——儒家民主主义
很大程度上，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众，自然法与成文法，权利与义务，国家的强制力(即权威合法性)，正义观念，等等。中国儒家思想关注的内容显然不同，如个人修养与社会公德，传统礼教的功能，以及礼教如何使社会政治和谐而且充满活力，比如通过正名(theproperorderingofnames)协调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树立文化典范，提倡劝谏，等等。
从杜威关于民主的思想入手，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儒家民主主义”。在杜威看来，民主的基础是沟通的人类社群。在沟通的人类社群中，那些出于个人目的刻意求新和哗众取宠的做法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这种情况是肯定的，因为抑制个人出风头有利于保持人们的共通性，更好地确保社群的沟通。通常，这种抑制不可以来自外部，既不可以来自法律，也不可以来自压制性的“公众舆论”。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可能进行交流，他们就会尽量容忍分歧。同时，他们为了能够继续沟通，通常还会尽量避免刻意的标新立异。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确立儒家民主主义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化和信仰的多元论(pluralism)问题。为什么在一个重视文化传统延续和统一的社会里，在思想与信仰的层面上，可以容忍那么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形态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不少西方人总是怀疑这一事实，他们认定亚洲文化是单一的，这是一种极端可笑的老观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与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社会一样，存在种族和语言的同一性，在某些领域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也许，整体地说，中国要比大多数西方社会更容易达到某种真正的“共识”(consensus)。
西方人往往难以理解儒学何以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他们在使用西方意义上的概念象“共识”(consensus)，“多元论”(pluralism)这样的术语来理解中国时，往往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里的含义其实是和西方大不相同的。例如，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既是儒家，同时又是道家和佛家，这种说法会令大多数西方人迷惑不解。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个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哲学立场或宗教立场，就象对自己乐于接受的宗教信仰忠贞不二那样。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中国文化里能够和谐共处，不但体现在单一文化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三教合一能在特定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样一来，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有必要弄清在中国文化中，什么是西方多元论(pluralism)的对应术语。我们知道，在儒教社会里，文化的共识性往往表现在美学和实践层面上，而不表现在思考或理性层面上，这点跟杜威的民主思想非常接近。西方那种认为“合理的思维”(rightthinking)就是要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忠贞不二的立场，跟儒家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的美学意义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文化形态多么多元化，传统都力图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达到和谐统一，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公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包容各种不同声音，兰迪•皮伦布姆(RandyPeerenboom)在比较这两点时说：“思相自由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核心。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权利，思想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石。”追求思想自由必然追求合理的信仰多元论，也必然因此反抗一切教条的保守主义和正统观点。
《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这个术语在儒家思想里，意味着各种不同成份的和谐相处，这层含义可以说是非常强烈而且清晰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儒学对社会和谐追求的前提是，默认各种不同的成分，并力图使之和谐。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共同的理性模式里，隐含着相同的信仰；另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预先设定了强度和比较的标准。
如果我们考察“思考的权利”(righttothink)和“合理的维”(rightthinking)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s)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不认为思想与行动既可以合为一体，又能够彼此分离。在中国传统中，思想、性情与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西方人认为，思维、行动与情感都是各自独立的。
在我和郝大维合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FromtheHan:Self,Truth,andTranscendencei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的第二章里，我们比较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关怀上的不同。我们引用葛瑞汉(AngusGraham)的说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是“‘道’在哪里？”西方哲学家则关心“什么是真理?”葛瑞汉揭示了中西文化问题意识的明显区别，那就是，中西文化面对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人应该怎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和方向这个问题时，答案完全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事物是什么？”，“世界是怎样构成的？”简而言之就是，“这是(is)什么?”，这就是后来一直为西方哲学家重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出发，西方哲学家对事实和原则作了区分，并发明了一套范畴来认识世界。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得道”的追问，导致他们不断追求合理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方向，这种文化方向使他们能够在“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使他们在所生活的世界中施展才华。
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每当中国全社会开始反思的时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容易被破坏，很自然地，中国人就会特别关心社会和谐。这些人还认为，中国人特别关心社会道德秩序，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追求的是“道”。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好象总是在自由而冷静地寻求真理。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比较，单纯地比较“追求真理的人”(Truth-Seekers)和“追求道的人”(Way-seekers)有时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明显的一点是，这种观点暗示说，中国文化似乎比西方文化更加重视社会与政治和谐。
其实，中国与西方社会都非常关心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在语言多种多样的多民族社会，比如古希腊社会里，要在不同的语言、神话、风俗与礼仪之间找到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保障社会和谐的原则和标准一开始就是抽象出来的，而后又能普遍适用。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说，在西方，对大写“T”打头的真理(Truth)的追求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它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某种标准，这种标准为共同的价值观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从消极方面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应当容忍那些不同意现有真理的人。可见，这两种含义都是发展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
在比较了“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道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社会对思想和道德行为有明确的区分，那么提倡多元论就会更容易。如果人们不能将思想付诸行动，那么其思考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象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不对思想与行为加以区别，认为思考就是一种行为。在西方，是我们对思考和行动的区别才让我们得以彻底自由地思考。倘若西方思想家也认为思考就是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悠哉游哉地享受现有的自由。
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将来的发展要借助于实用主义多元论那样的形式，这就必须以中国人接受信仰与行动多元化的能力为前提。这种信仰与行动的多元化总是和民主相伴的，尤其在它采纳了社群主义形式时更是这样。
幸运的是，从整体上说，儒家思想并不缺乏实现儒家民主主义的资源。为了促进真正的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强调情感方面的默契，这种默契通过合乎礼节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来表达，这种礼节在意识层面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重视的是具有很强道德实践意味的“道”，而不是去发现某种客观的“真理”，在这样一种道德实践中，人们不再简单地流露自己的情感，那种过分随便流露感情的方式一般不为接受。由此可见，在礼仪背后的统一性是很难用言语加以表达的。由于对礼节的实践具有最为基本的美学(aesthetic)特征，所以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时可以做到基本不发生争议。
毫无疑问，思想与信仰的多元化将会挑战中国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可能无力应战。在美国，人们每天都在质问，我们的公民文化明天是否还能存在。对中国也一样，今后，无论中国遇到多少困难，都别无选择，唯有以自身丰富的传统资源来迎接现代化的种种挑战。
在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儒家社群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大相径庭。西方人关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并尽可能保留个人自主性。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中对个人和社群关系的学说接近与杜威的观点，比如说，在杜威看来，人类社群的凝聚力有助于确立个人的价值。
无论是孔子还是杜威都认为，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person-in-concrete-context)。自由主义“个人”概念不但与中国文化无关，而且在美国实用主义那里也无迹可寻。儒家思想既不象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样，把“手段与目的”做严格区分，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的一种手段，也不象团体主义模式那样，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种手段。儒家思想与杜威都认为社会群体的广泛目的产生于个人的而且是社群的目标，他们在这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儒家思想中，家庭模式的特权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扩展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就成了合理的政府统治基础。
《论语》还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仁)之本与！”这就看出基于礼教的社群不是单纯的，而是着眼于以人为本的精神意义上的持久性。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宗教”性时，必须把建立在礼教之上的社群看成是“宗教”修行的现实基础。
在儒家思想里，基于被礼教化了的人的角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超越含义。与西方精神超越尘世的意义相反，儒家思想中的人的角色和人际关系所指的是具有社群生活形式的文化遗产。这文化遗产是精神发展和宗教生活生生不息的源泉。要想了解中国精神，仅仅了解“天”(一般翻译成Heaven)与“道”(theway)这样的范畴是不够的，而且应当了解能够将社群统一在追求公善目标之下的礼教，了解礼教之上的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也就是说，“礼”是了解中国精神的重要范畴。事实上，礼仪制度正是“天”与“道”两个范畴在社群生活中的具体内容。“礼”、“天”和“道”这些概念充分表达了渊远流长的历史延续下来的儒家文化精神。
杜威也曾经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社群，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生存其间的无限之网，它是那么广阔无边，深不可测，充满着各种神秘的存在，这个社群是我们被织为一体的象征，我们的想象力只好将其称为宇宙。这个社群是我们感觉和思想的体现，浩淼无边，广阔到知性无法把握……这个社群正是这样一个源头，在它经过伦理道德的塑造之后，成为了一整套指导个体行为标准以及个人修养目标的聚合体。”
不论是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还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文化价值观都是人类社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成就。那种设定旨在容纳这些价值观的某种超自然领域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那些具有很强理念意味的宗教所珍视的价值观念，是将和自然有关的事物特征理念化。为了避免这些理念化内容在世俗层面上被伤害，这些文化价值观被塑造成为了一种超自然的存在。
中国人尊崇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基督徒对上帝很依附，这显得有些旗鼓相当。但是，尊崇祖先与文化英雄的儒家民主主义真正是一种“先人的民主”。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民主”仍然很有生气。正是这个道理，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子贡回答谁是孔子的老师时，子贡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一个哲人的意义在于他所创建的价值和思想为人传颂。中国人重视葬礼，重视家族的延续，重视孝道，重视落叶归根，他们对祖先的尊敬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习惯，而这也是活生生的社会记忆。
总而言之，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许多观点是关于社群生活的，它们强化了儒家民主主义概念。最近，李承焕(LeeSeung-hwan)提出，我们再也不要在自由主义民主和儒家模式的民主之间徘徊不定，我们应当寻求某种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思路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如果希望中西文化交往能更富有成果，我们必然期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日渐深入。但是我们知道，儒家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社群主义民主跟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是不相容的，尤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因此我们希望，儒家民主主义是这场深入的中西对话的成果，它是中西信仰融合的结晶，它主要是在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对话中形成的。
或许我们已经到了抛弃陈旧民主观念的时候了。比如，我们应当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民主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认为，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我们应当认为，人权不必非要先写在遥不可即的天际，然后才宣称在地上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应当认为，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群的生活理想，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按不同的节奏与时间表运行；诸如此类的崭新视角都要求西方人不应该再要求中国人既接受民主婴儿，又接受肮脏的洗澡水。
当代著名学者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经说过，传统同我们先人的民主思想血脉相系，也意味着对我们朦胧的祖先，对他们曾经作出的努力，以及在今天可能继续发生的影响表示赞同。今天，我们将做这样一种尝试，也就是，我们打算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先人的民主”(democracyofthedead)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文化进一步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视野。
一、民主化的动力
儒家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社群的民主思想，而不是政治或政府本身。我们和杜威一样，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政府是几乎无法充当民主的领头人的，尽管政府总是卷入民主化的进程。每当政府试图充当迈向民主的领头人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设计的民主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流产。
在当今世界上，许多人期望中国国内出现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在西方，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数是具有使命感的资本家，还有主张进行自由式民主改革的人。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的变革理应沿着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说，其实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不见得存在非要这么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发展亚洲民主模式的思想资源。在提出儒家民主主义时，我们并不将其限定为仅仅具有“亚洲特色”的民主。我们认为，发展儒家民主主义不仅有益于亚洲的民主化倡导者，而且有益于西方社群主义民主的倡导者。正是由于儒家民主主义必使双方受益，所以提倡儒家民主主义可以提升中国民主的希望。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在今天还很有希望实现。
二、中国民主思想的典籍资源
现在，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中国民主思想的典籍资源，从探讨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有关的社群观点入手，我们将要看到，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有许多思想与美国民主包含的社群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社群主义者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本着杜威的思想精神，认真考察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重建。在界定何谓“公善”(commongood)时，桑德尔提出以小“r”打头的共和主义(small“r”republicanism)，认为这个自由有助于界定什么是公善，因为共和主义自由的前提正是一个成形的公民社会。在这一公民社会中，公民都努力培养为达到自治所必需的个性和品质，在此过程中，个人对社群的归属感不断加强。由此可见，在共享的自治社群里，自由(liberty)是通过个人对社群的完全参与表现出来的。
在共享的社群中，个人对自由的认识绝不仅仅停留在“不受拘束”(theabsenceofconstraints)的层面上。社群主义民主认为，个人的自由身份意味着在社群中成长，并在社群需要时随时修正个体的行为。在社群需要时，能够随时修正个体行为的能力恰恰是自治的精髓所在。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这样一种社群主义自由概念已经不再对美国的民主起推进作用。由于企业文化与国家政府的双重扩张，曾经缓冲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组织机制被削弱了。曾几何时，象家庭、居民区、学校、工会、社区俱乐部和教区都曾经在教育公民遵守社会文明公德方面起过较大的作用。可是今天，就公民自由而言，个人自由身份已经成了公民选择自己目标时的单一能力。
现在，美国民主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和中立化，其目的仅仅在于确保一种权利框架，在这一权利框架中，人们有选择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目标的自由。原则上说，政府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人民对任何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概念化的自由给社会留下一个真空，使得形形色色的带有偏狭性质的说教迅速乘虚而入，比如，自卫组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进的反堕胎主义，新纳粹主义，白人优越主义，有组织的恋童癖，等等。
桑德尔的分析表明，有两种观点通常被认为与公民对自由的理解背道而驰。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公民遵守社会公德就必然要牺牲个人自由，而且这种个人自由的牺牲常常是在强制状态下实现的。
针对第一种认为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观点，桑德尔提出，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他认为，居民社区(neighborhood)政治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其重要性应当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不管遥远的政治实体有多么重要，人民不可能真正对这些庞大而又遥远的政治实体宣誓效忠。即使有例外，那也是由于这些组织机构及其政治安排跟参与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
桑德尔非常悲观地认为，目前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基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是没有长久活力的。他的这种看法特别接近杜威所坚持的一个观点，即民主是表现在态度上的，而不是表现在组织机构上的，而且民主的态度是通过教育逐渐形成并得到加强的。桑德尔认为，个人主要特征的培养应当是地区性教育结果。这些个人特征首先在一个非强制性的、自主的社群中形成，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更为复杂的生活领域里去。
桑德尔没有否认，独立自由的自我是一种个人解放，个人洒脱的理想，他们不受外在道德或社群关系的约束。但是，仅仅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并没有给美国社会带来什么好处，事实上，已经阻碍着美国的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那些表面上看似不民主的概念其实都有一定的价值，例如，礼仪制度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等级制度，服从，互相依赖等等，我们先前都把它们与儒家哲学相联系而认识不到它们的民主价值。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日益相互依赖的情形之下，借鉴儒家思想资源对于美国民主来说，是暗示着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方向。最起码，当代美国的问题对一些亚洲文化可以起警戒作用。我们注意到，一些亚洲文化有抛弃儒家思想的倾向，却没有认真研究儒家思想对亚洲特色的民主可能作出的贡献。
对中国而言，显而易见，支持民主的思想资源与个人自由主义民主形式大相径庭。为了论证儒家思想与民主相兼容，许多学者从典籍中寻找与当代民主能够发生共鸣的材料。这样做必然会出现问题，因为解释以往的事件，几乎都可以跟当今的事务有所共鸣。然而，还有无数偶然因素，特别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当今这种或那种生活形式的制度化。正如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Friedman)所说，所有文化都包含着矛盾性的政治潜能，如果中国领先于欧洲实现了民主化，那么历史学家们可能宣称，整个中国文化都是民主的，而且这种民主是独一无二的。
赞成这种说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在中国的传统里，确实存在支持民主化的传统资源。最起码，这些资源在帮助中国人消化外来民主思想的同时，可以将民主的概念转变为与中国传统更加吻合的思考方式。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方式为提倡民主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帮助他们与自己社会中试图阻碍民主化进程的更保守、甚至更顽固的敌人进行论战。
在《尚书》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孟子》那里，我们发现一句更为人熟知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先于刑罚，而这正是任何社群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基石。儒家思想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长期有效，是因为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对于法律的优先性，并将道德作为确保社会和谐的主要手段。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希望人民的诉讼越少越好。应该说，这一立场与法制并不矛盾，一般来说，儒家解决争讼的方式是，先尽可能使用非正规的和解办法或进行道德规劝，实在不得已才使用法律手段。一个社会，如果诉讼很多，维持秩序又不靠社会公德，却主要靠法律和制裁手段，那样要想建立社会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对于维持社会秩序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成员的利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在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时，更多地使用法律。可是，中国社会一直更依赖道德。
在中国，理想社会是一种“人治”社会，理想的“人治”社会的统治者是道德极为完美的君主。在一定意义上，孔子既是精简政府职能的倡导者，又是建立自治的人类社群的积极支持者。在他看来，成功的君王既能将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又同时能够保持“无为”的状态。比如，《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儒家思想里，甚至说在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思想中，有足够多的命题与西方民主思想相协调一致。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反驳任何对杜威式儒家民主主义可能产生的怀疑。如果我们把杜威的民主思想和儒家民主主义二者都设定在一个社群主义模型中，那么这一立场就更加毋庸置疑。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更加详细地对这些线索和观点进行论证，这样我们才能证明，儒家民主主义不仅在将来可能实现(possible)，即使今天它也是很有价值的(plausible)。
《论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象好的实用主义者一样，孔子强调紧密的、内心自发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孔子强调协调个人与家庭、进而协调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力图建立一个繁荣昌盛、自治的人类社群，并将其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最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类社群才能确保个人与社群的理念共享以致完全融和。儒家民主主义模式靠两个强大的却又是非形式化的力量来维系，一个是“耻”字，一个是“礼”字。虽然，强迫作为维系秩序的一种手段是有效的，但孔子拒绝采用这种手段。在孔子看来，自治(Self-ordering)是明确的追求。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家庭被视为社会的细胞。个人首先是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先要在家庭内部关系中认识自己，然后才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正如儒家经典《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self-cultivation)为本。”国家是家庭的延伸，对国家的认识是在修身过程中逐步加深的，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在人与人的角色和关系中逐步深化的。儒家民主主义同意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思想，因为这一出发点为“公民”(citizen)或“公共个人”(publicindibidual)这样的概念提供了比自由主义民主传统更加合理的解释。
在西方，最早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家之一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民主体制中的公民(thedemocraticcitizen)小时侯在家由父母抚养，等到他一成人，就离家参与公共生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人就将家庭生活看成是同公共生活根本对立的，此后，西方社会私人与公众领域的明确界线就固定下来了。
在传统的儒教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庭，实际上就等于他抛弃自己的身份。因此，儒教社会中公共个人(publicperson)的概念，或者说儒家思想对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是跟西方大不相同的。在这点上，美国实用主义鼻祖杜威关于社群主义的思想有利于理解传统儒教社会中的个人概念。
三、杜威与孔子对话的成果——儒家民主主义
很大程度上，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是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的：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众，自然法与成文法，权利与义务，国家的强制力(即权威合法性)，正义观念，等等。中国儒家思想关注的内容显然不同，如个人修养与社会公德，传统礼教的功能，以及礼教如何使社会政治和谐而且充满活力，比如通过正名(theproperorderingofnames)协调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树立文化典范，提倡劝谏，等等。
从杜威关于民主的思想入手，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儒家民主主义”。在杜威看来，民主的基础是沟通的人类社群。在沟通的人类社群中，那些出于个人目的刻意求新和哗众取宠的做法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这种情况是肯定的，因为抑制个人出风头有利于保持人们的共通性，更好地确保社群的沟通。通常，这种抑制不可以来自外部，既不可以来自法律，也不可以来自压制性的“公众舆论”。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可能进行交流，他们就会尽量容忍分歧。同时，他们为了能够继续沟通，通常还会尽量避免刻意的标新立异。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确立儒家民主主义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化和信仰的多元论(pluralism)问题。为什么在一个重视文化传统延续和统一的社会里，在思想与信仰的层面上，可以容忍那么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形态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不少西方人总是怀疑这一事实，他们认定亚洲文化是单一的，这是一种极端可笑的老观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与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社会一样，存在种族和语言的同一性，在某些领域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也许，整体地说，中国要比大多数西方社会更容易达到某种真正的“共识”(consensus)。
西方人往往难以理解儒学何以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取得一席之地，他们在使用西方意义上的概念象“共识”(consensus)，“多元论”(pluralism)这样的术语来理解中国时，往往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里的含义其实是和西方大不相同的。例如，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既是儒家，同时又是道家和佛家，这种说法会令大多数西方人迷惑不解。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个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哲学立场或宗教立场，就象对自己乐于接受的宗教信仰忠贞不二那样。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在中国文化里能够和谐共处，不但体现在单一文化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三教合一能在特定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样一来，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有必要弄清在中国文化中，什么是西方多元论(pluralism)的对应术语。我们知道，在儒教社会里，文化的共识性往往表现在美学和实践层面上，而不表现在思考或理性层面上，这点跟杜威的民主思想非常接近。西方那种认为“合理的思维”(rightthinking)就是要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忠贞不二的立场，跟儒家思想和杜威实用主义的美学意义完全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文化形态多么多元化，传统都力图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达到和谐统一，并且将此视为社会公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提倡包容各种不同声音，兰迪•皮伦布姆(RandyPeerenboom)在比较这两点时说：“思相自由是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核心。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权利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权利，思想自由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石。”追求思想自由必然追求合理的信仰多元论，也必然因此反抗一切教条的保守主义和正统观点。
《论语》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这个术语在儒家思想里，意味着各种不同成份的和谐相处，这层含义可以说是非常强烈而且清晰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儒学对社会和谐追求的前提是，默认各种不同的成分，并力图使之和谐。一方面，儒家思想在共同的理性模式里，隐含着相同的信仰；另一方面，从美学的角度，预先设定了强度和比较的标准。
如果我们考察“思考的权利”(righttothink)和“合理的维”(rightthinking)之间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s)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不认为思想与行动既可以合为一体，又能够彼此分离。在中国传统中，思想、性情与行动是相互关联的，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西方人认为，思维、行动与情感都是各自独立的。
在我和郝大维合著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FromtheHan:Self,Truth,andTranscendenceinChineseandWesternCulture)的第二章里，我们比较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西方哲学家在哲学关怀上的不同。我们引用葛瑞汉(AngusGraham)的说法，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是“‘道’在哪里？”西方哲学家则关心“什么是真理?”葛瑞汉揭示了中西文化问题意识的明显区别，那就是，中西文化面对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人应该怎样来确定自己的地位和方向这个问题时，答案完全不同。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事物是什么？”，“世界是怎样构成的？”简而言之就是，“这是(is)什么?”，这就是后来一直为西方哲学家重视的本体论问题。由此出发，西方哲学家对事实和原则作了区分，并发明了一套范畴来认识世界。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如何得道”的追问，导致他们不断追求合理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方向，这种文化方向使他们能够在“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使他们在所生活的世界中施展才华。
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每当中国全社会开始反思的时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容易被破坏，很自然地，中国人就会特别关心社会和谐。这些人还认为，中国人特别关心社会道德秩序，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追求的是“道”。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好象总是在自由而冷静地寻求真理。这无疑是一种简单化的比较，单纯地比较“追求真理的人”(Truth-Seekers)和“追求道的人”(Way-seekers)有时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最明显的一点是，这种观点暗示说，中国文化似乎比西方文化更加重视社会与政治和谐。
其实，中国与西方社会都非常关心如何维持社会稳定。在语言多种多样的多民族社会，比如古希腊社会里，要在不同的语言、神话、风俗与礼仪之间找到一种具体而有效的方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够保障社会和谐的原则和标准一开始就是抽象出来的，而后又能普遍适用。无论从积极还是消极的方面来说，在西方，对大写“T”打头的真理(Truth)的追求是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它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存在某种标准，这种标准为共同的价值观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从消极方面来说，它意味着我们应当容忍那些不同意现有真理的人。可见，这两种含义都是发展民主制度的应有之意。
在比较了“追求真理的人”和“追求道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社会对思想和道德行为有明确的区分，那么提倡多元论就会更容易。如果人们不能将思想付诸行动，那么其思考的自由也是有限的。象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不对思想与行为加以区别，认为思考就是一种行为。在西方，是我们对思考和行动的区别才让我们得以彻底自由地思考。倘若西方思想家也认为思考就是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悠哉游哉地享受现有的自由。
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将来的发展要借助于实用主义多元论那样的形式，这就必须以中国人接受信仰与行动多元化的能力为前提。这种信仰与行动的多元化总是和民主相伴的，尤其在它采纳了社群主义形式时更是这样。
幸运的是，从整体上说，儒家思想并不缺乏实现儒家民主主义的资源。为了促进真正的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强调情感方面的默契，这种默契通过合乎礼节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来表达，这种礼节在意识层面上掩饰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重视的是具有很强道德实践意味的“道”，而不是去发现某种客观的“真理”，在这样一种道德实践中，人们不再简单地流露自己的情感，那种过分随便流露感情的方式一般不为接受。由此可见，在礼仪背后的统一性是很难用言语加以表达的。由于对礼节的实践具有最为基本的美学(aesthetic)特征，所以人们在使用礼节进行交流时可以做到基本不发生争议。
毫无疑问，思想与信仰的多元化将会挑战中国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可能无力应战。在美国，人们每天都在质问，我们的公民文化明天是否还能存在。对中国也一样，今后，无论中国遇到多少困难，都别无选择，唯有以自身丰富的传统资源来迎接现代化的种种挑战。
在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方面，中国儒家社群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大相径庭。西方人关心如何限制国家权力，并尽可能保留个人自主性。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中对个人和社群关系的学说接近与杜威的观点，比如说，在杜威看来，人类社群的凝聚力有助于确立个人的价值。
无论是孔子还是杜威都认为，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person-in-concrete-context)。自由主义“个人”概念不但与中国文化无关，而且在美国实用主义那里也无迹可寻。儒家思想既不象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样，把“手段与目的”做严格区分，将社会作为实现个人目的一种手段，也不象团体主义模式那样，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种手段。儒家思想与杜威都认为社会群体的广泛目的产生于个人的而且是社群的目标，他们在这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儒家思想中，家庭模式的特权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扩展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就成了合理的政府统治基础。
《论语》还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仁)之本与！”这就看出基于礼教的社群不是单纯的，而是着眼于以人为本的精神意义上的持久性。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宗教”性时，必须把建立在礼教之上的社群看成是“宗教”修行的现实基础。
在儒家思想里，基于被礼教化了的人的角色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超越含义。与西方精神超越尘世的意义相反，儒家思想中的人的角色和人际关系所指的是具有社群生活形式的文化遗产。这文化遗产是精神发展和宗教生活生生不息的源泉。要想了解中国精神，仅仅了解“天”(一般翻译成Heaven)与“道”(theway)这样的范畴是不够的，而且应当了解能够将社群统一在追求公善目标之下的礼教，了解礼教之上的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也就是说，“礼”是了解中国精神的重要范畴。事实上，礼仪制度正是“天”与“道”两个范畴在社群生活中的具体内容。“礼”、“天”和“道”这些概念充分表达了渊远流长的历史延续下来的儒家文化精神。
杜威也曾经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他说：“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社群，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生存其间的无限之网，它是那么广阔无边，深不可测，充满着各种神秘的存在，这个社群是我们被织为一体的象征，我们的想象力只好将其称为宇宙。这个社群是我们感觉和思想的体现，浩淼无边，广阔到知性无法把握……这个社群正是这样一个源头，在它经过伦理道德的塑造之后，成为了一整套指导个体行为标准以及个人修养目标的聚合体。”
不论是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还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文化价值观都是人类社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成就。那种设定旨在容纳这些价值观的某种超自然领域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那些具有很强理念意味的宗教所珍视的价值观念，是将和自然有关的事物特征理念化。为了避免这些理念化内容在世俗层面上被伤害，这些文化价值观被塑造成为了一种超自然的存在。
中国人尊崇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基督徒对上帝很依附，这显得有些旗鼓相当。但是，尊崇祖先与文化英雄的儒家民主主义真正是一种“先人的民主”。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们的民主”仍然很有生气。正是这个道理，当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子贡回答谁是孔子的老师时，子贡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一个哲人的意义在于他所创建的价值和思想为人传颂。中国人重视葬礼，重视家族的延续，重视孝道，重视落叶归根，他们对祖先的尊敬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习惯，而这也是活生生的社会记忆。
总而言之，在传统儒家思想中，许多观点是关于社群生活的，它们强化了儒家民主主义概念。最近，李承焕(LeeSeung-hwan)提出，我们再也不要在自由主义民主和儒家模式的民主之间徘徊不定，我们应当寻求某种方式，将两者结合起来。这一思路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如果希望中西文化交往能更富有成果，我们必然期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日渐深入。但是我们知道，儒家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社群主义民主跟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是不相容的，尤其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因此我们希望，儒家民主主义是这场深入的中西对话的成果，它是中西信仰融合的结晶，它主要是在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对话中形成的。
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青年社会学视角的考察
孙中山缘何走上反清道路？长期以来，出于（或迫于）神化革命领袖的需要，学者们多从观念、意志角度出发，以孙中山后来的成熟思想去投射其青年时代，把青年孙中山塑造为从一开始就是目标明确、志向坚决的革命家形象，而他走上反清道路的真实缘由，却变得晦暗不已。有鉴于此，本文从青年的人生道路选择及其社会结构制约这一角度，将孙中山早年的人生道路纳入结构与行为的交互分析，以期求索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对于时代巨变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也期望能有更深的体察。
一、边缘性的身世背景
青年的人生道路选择，深受家庭和教育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的层面，还体现在深层的结构性制约上。就孙中山的个人背景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边缘特征，这一特征，从一开始便决定了他与正统社会的疏离。
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两个边缘社会。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或者受诱骗、劫持而被贩卖到国外，或者自愿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他们虽与故乡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远离故土，生活在另一种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下，因而逐渐游离于国内正统社会之外。而其中一小部分新进分子，则已经“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祖国能顺应世界潮流，革除专制，增进民主。【1】 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后半期中外交往的发展，另一个更具颠覆力的边缘社会逐渐形成。其地理基础，是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为中心；其经济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制度基础，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其社会构成，则是中外商人、业主、雇员、外交官、传教士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制度架构、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接近，而与以清廷为核心的正统社会，则距离更远。【2】 在其《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中，冯自由将香港、澳门也纳入华侨地区加以处理，【3】 由此可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早已认识到了这两个边缘社会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共同意? 濉?/P>
孙中山的个人背景，恰好在这两个边缘社会中展开。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如果没有别的机会，他也许将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终老于乡。但是，由于毗邻澳门、广州这一地缘优势，香山县的农民具有内陆中国农家所没有的机会，那就是出国谋生。孙中山出生的翠亨村，便有许多人前往东南亚，在那里侨居下来。【4】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854-1915），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未及成年就远涉重洋，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幸运的是，孙眉此举取得了成功，在夏威夷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发展空间，并将孙中山接到身边。【5】 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孙中山在内，便与国内正统社会日益疏离，而与海外华侨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种家庭背景，孙中山的教育经历，也与当时的正统模式相异。虽然在9-12岁时，他曾在家乡的村塾里读过几年书，但所学内容不外传统的蒙学入门读物，学习方法则是死记硬背，【6】 因此，这点儒学教育背景，并没有将少年孙中山领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从13岁到16岁，他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毕业后短期就读于檀香山和香港的两所教会学校，然后又在港英当局的官立中学--中央书院读了两年书。从20岁开始，他接受了6年的职业训练，先后在广州和香港学习西医。在此十余年间，他学习的内容，全都是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并加入了基督教。【7】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8 】“……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9】 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10】
应该指出的是，华侨社会和东南沿海边缘社会，本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在孙中山身上结合在一起，乃是他个人力争的结果，其中显示了社会结构与个人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檀香山华侨社会这一微观结构中，还保留了一些中国正统社会的惯习，华侨大都比较保守，对于传统权威仍然很敬畏，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直到1894年孙中山前往那里组设兴中会时，华侨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11】 一开始，孙眉也希望孙中山做个安分守己的商人。得知他加入基督教，更在家乡颠覆传统神权，孙眉大发雷霆，诱使他重返檀香山，加以责打，然后把他送到商店里做学徒，试图以此迫使他就范。但孙中山的性格比较刚烈，没有屈伏于孙眉的压力，而是坚持己见，设法回国学习，并以此感化了孙眉，使他支持自己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12】 从而将两个边缘社会连接到一起。
这种边缘性的个人背景，对孙中山的人生道路有着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它决定了孙中山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命运。在19世纪末的中国，尽管“西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儒学仍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维系着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一批出身卑微、主要依凭于“西学”背景的洋务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比较活跃，但在传统士人眼里却是“杂品”、“末流”，耻于与之为伍。【13】 就连身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深感“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蛮夷)”，而四次参加科举，希望重入“正途”。【14】 因此，下层农家子弟如果不会读书应试，又没有别的门径，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也还是难以进入上层社会。对于这一弱点，孙中山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15】
另一方面，它也使孙中山具有同时代许多读书人所没有的潜在优势。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中西交往，在通商口岸地带，异于中国正统社会的变革要求越积越强，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显示了欲以边缘颠覆中心的迹象。这一迹象先是隐约见之于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等人的言论，然后集中表现为康有为（1858-1927）的一系列著作和上清帝书。同样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变革的思想资源，但王、郑二人的个人际遇，却与康有为大不一样，前者只能在外国人控制的地盘下发表一些颇具新意的言论， 而后者却能够上达“天听”，声震朝野。这一差异的背后，虽然有着个人策略的作用（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中西力量对比的格局变化，以及新兴边缘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孙中山比王韬小38岁，比康有为小8岁，而他对新兴边缘社会的卷入，却比王韬和康有为还更广泛。因此，孙中山可谓生得逢时，不仅可能避免王韬式的边缘化命运，并且还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弄潮人物。
二、交际网络的展开
如果说，身世背景对个人道路的制约还比较隐晦的话， 那么，社会交往的展开，则使这种制约得到具体体现，同时并强化了这一结构。由于受边缘性身世背景的制约，青年孙中山的社会交往呈现边缘化特征。随着这种边缘化交往的展开，孙中山的个人身份也逐渐凸显边缘性，日益疏离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外。
大学毕业前夕，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大致有两个层次，一是家乡（包括檀香山）的亲友故旧，二是粤港求学时期的师友。
第一个层次的交往，是在少年时期自然形成的，在其中起纽带作用的是传统亲缘和地缘关系。这个网络的关键人物，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他为孙中山提供的不只是走出国门、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而且是一个亲友网络。通过孙眉的居中连接，这个网络构成了孙中山一生活动的“后院”、“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16】 特别是孙眉，为了支持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数十次变卖自己的地产，直至于1906年破产。【17】 这个网络中的另一名重要角色陆皓东（1867-1895），对于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也有重要的影响。他是孙中山的幼年好友，二人年龄相仿，并且有着相似的边缘背景，当孙中山随孙眉前往檀香山读书时，他也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后来孙中山在香港学医，陆皓东则在上海学习电报，毕业后一度充任电报翻译生。【18】 与孙中山一样，陆皓东对于中国人的迷信愚昧和国家的腐败落后心怀不满，两人情投意合，曾经联手毁坏家乡神庙的神像，又一同加入了基督教。【19】 后来，他成为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同志之一，在1895年广州举事时被捕遇害，后被孙中山褒奖为共和革命的首义之士。【20】
与第一个层次相比，第二个层次的交往，则带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基督教成了这一交际网络的主要联结纽带。孙中山就读的香港拔萃书室、广州博济医院香港西医书院，都有着基督教的背景；他入学博济医院，还曾得力于受洗牧师的介绍。正是在这三所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21】 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22】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在这个网络中，孙中山、郑士良（1863-1901）和陈少白（1869-1934）思想成长的交互影响，尤其值得注意。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去不远，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23】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24】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25】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 【26】
实际上，“四大寇”的提法并不准确，参与他们四人聚谈的还有郑士良、陆皓东等人。【27】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象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象，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言语、想象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象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象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孙中山的交际网络中，没有一个正统的读书人，也没有一位“朝廷命官”，有的只是位于边缘位置的华侨资产者、传教士、西学背景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精英。同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交际网络，主要在士大夫阶层中展开。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他们聚徒讲学，组会办报，这一切，都加强了他们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却大不一样。显然，它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更微弱，与外部世界和底层社会的联系却更真实、更广泛。作为一名来自边缘社群的青年，孙中山既然难以进入正统社会，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他的人生道路，自然只能随着这一趋势而展开。
三、正统社会的拒斥
青年人涉世之初，都有一番不凡的抱负，但这一抱负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如前所述，孙中山的个人身世背景、交际网络，都远离当时中国的正统社会，他自然难以与正统社会结构契合，经过一阵并不愉快的磨合，最终走向了与清廷的决裂。
1892年7月，也就是在26岁那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正式开始了职业生涯。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一同毕业的只有他和江英华两人，但他们在香港仍然找不到工作。后来，依托澳门的镜湖医院--一所华人设立的慈善性质的中医院，孙中山得以在澳门开业行医，并借款开办了东西药局，但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28】
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29】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30】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这件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
大学毕业后，职业道路受挫，孙中山的革新抱负再一次活跃起来。1893年冬，他经营广州中西药局失利，干脆将之撇下不管，回到家乡撰写了长篇文章，打算送呈给李鸿章，以此进身上层社会，一展革新宏图。【31】与四年前的致郑藻如书相较，这份上书的结构和内容，以及上书之举的缘由和用意，都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他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负和知识背景，“…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接着，他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四条“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不自知其驽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并解释说，上书之举“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那么，孙中山打算“躬行而实践之”的是什么呢？还是农政。他对李鸿章的具体请求，是玉成自己考察各国农政、振兴中国农事之志。【32】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33】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但是，这次费尽周折、凝聚着青年孙中山全副努力的上书之举，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李鸿章甚至没有接见他。这一结果，让他看清了自己与正统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次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于当局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感触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两年多以后回忆此事，孙中山仍然禁不住“怃然长叹”。【34】由此他清楚地认识到，欲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从底层和边缘入手，将正统社会整个地颠覆。于是，他放弃了和平方式，着手组织兴中会，一年之后，便有了广州乙未举事。
结 论
总的来看，青年孙中山之所以走上反清道路，有着结构性的缘由，即他那边缘性的身世背景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学生时代交际网络的展开，则使他的身份愈益边缘化，并助长了他反抗正统社会的心志。这种背景决定了他难以进入正统社会，纵然他主观上想跻身于其中，但还是被后者无情地拒之门外。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因边缘身份而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青年孙中山，便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后者的道路。
注释：
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页。
2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35-237页。
3 参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是书全文收入于荣孟源主编的《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但加了一个编者按，说冯自由这种处理方式是“错误的”。其实，通过这一在今人看来是“错误的” 处理方式，恰恰传达了作为当事人的冯自由所经历过的真实历史。
4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0、23、24-26页。
6 同上，第18、23页。
7 同上，第25-26、33-34、36、37、42、46、47、49、51、55、58-59页。
8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
9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
10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回乡途中遇到清朝官吏勒索，遂与之抗争，并向同行旅客演说中国政治改造之必要；回乡之后，他经常向村民抨击清政府的腐败；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向群众宣传，只有靠民众的力量才能战胜法国。（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4、35、39页）这些事迹或有其原型，不过，以往著述显然有意将之拔高，给人以孙中山早就是一位志向明确的革命者的印象，这样便符合孙中山自定的说法，即从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页）如果将笼罩在这些事迹之上的神话迷雾剥离开来，那么，青年孙中山心志中改变现实社会的成分，还是很鲜明的。
11 《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12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3页；《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13 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14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16页。
1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74-77页。
17 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0页。
18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19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0页。
20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
21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页。
22 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会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3 《郑士良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24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0-245页。
2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页；《陈少白之词章》，《革命逸史》初集，第3页。
26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83页；《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页。
27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见荣孟源主编：《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61、63-66页。另据史扶邻的研究，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受阻，并非特意为难他一个人，而是葡澳与港英两个殖民地的医务当局相互排斥的结构性原因所致。（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7-28页）
29 《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3页。
3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页。
31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28-29页。
32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16、18页。
33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6页。
34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页
一、边缘性的身世背景
青年的人生道路选择，深受家庭和教育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的层面，还体现在深层的结构性制约上。就孙中山的个人背景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边缘特征，这一特征，从一开始便决定了他与正统社会的疏离。
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两个边缘社会。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或者受诱骗、劫持而被贩卖到国外，或者自愿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他们虽与故乡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远离故土，生活在另一种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下，因而逐渐游离于国内正统社会之外。而其中一小部分新进分子，则已经“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祖国能顺应世界潮流，革除专制，增进民主。【1】 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后半期中外交往的发展，另一个更具颠覆力的边缘社会逐渐形成。其地理基础，是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为中心；其经济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制度基础，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其社会构成，则是中外商人、业主、雇员、外交官、传教士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制度架构、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接近，而与以清廷为核心的正统社会，则距离更远。【2】 在其《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中，冯自由将香港、澳门也纳入华侨地区加以处理，【3】 由此可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早已认识到了这两个边缘社会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共同意? 濉?/P>
孙中山的个人背景，恰好在这两个边缘社会中展开。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如果没有别的机会，他也许将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终老于乡。但是，由于毗邻澳门、广州这一地缘优势，香山县的农民具有内陆中国农家所没有的机会，那就是出国谋生。孙中山出生的翠亨村，便有许多人前往东南亚，在那里侨居下来。【4】 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854-1915），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未及成年就远涉重洋，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幸运的是，孙眉此举取得了成功，在夏威夷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发展空间，并将孙中山接到身边。【5】 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孙中山在内，便与国内正统社会日益疏离，而与海外华侨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种家庭背景，孙中山的教育经历，也与当时的正统模式相异。虽然在9-12岁时，他曾在家乡的村塾里读过几年书，但所学内容不外传统的蒙学入门读物，学习方法则是死记硬背，【6】 因此，这点儒学教育背景，并没有将少年孙中山领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从13岁到16岁，他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毕业后短期就读于檀香山和香港的两所教会学校，然后又在港英当局的官立中学--中央书院读了两年书。从20岁开始，他接受了6年的职业训练，先后在广州和香港学习西医。在此十余年间，他学习的内容，全都是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并加入了基督教。【7】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8 】“……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9】 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10】
应该指出的是，华侨社会和东南沿海边缘社会，本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在孙中山身上结合在一起，乃是他个人力争的结果，其中显示了社会结构与个人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檀香山华侨社会这一微观结构中，还保留了一些中国正统社会的惯习，华侨大都比较保守，对于传统权威仍然很敬畏，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直到1894年孙中山前往那里组设兴中会时，华侨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11】 一开始，孙眉也希望孙中山做个安分守己的商人。得知他加入基督教，更在家乡颠覆传统神权，孙眉大发雷霆，诱使他重返檀香山，加以责打，然后把他送到商店里做学徒，试图以此迫使他就范。但孙中山的性格比较刚烈，没有屈伏于孙眉的压力，而是坚持己见，设法回国学习，并以此感化了孙眉，使他支持自己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12】 从而将两个边缘社会连接到一起。
这种边缘性的个人背景，对孙中山的人生道路有着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它决定了孙中山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命运。在19世纪末的中国，尽管“西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儒学仍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维系着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一批出身卑微、主要依凭于“西学”背景的洋务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比较活跃，但在传统士人眼里却是“杂品”、“末流”，耻于与之为伍。【13】 就连身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深感“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蛮夷)”，而四次参加科举，希望重入“正途”。【14】 因此，下层农家子弟如果不会读书应试，又没有别的门径，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也还是难以进入上层社会。对于这一弱点，孙中山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15】
另一方面，它也使孙中山具有同时代许多读书人所没有的潜在优势。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中西交往，在通商口岸地带，异于中国正统社会的变革要求越积越强，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显示了欲以边缘颠覆中心的迹象。这一迹象先是隐约见之于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等人的言论，然后集中表现为康有为（1858-1927）的一系列著作和上清帝书。同样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变革的思想资源，但王、郑二人的个人际遇，却与康有为大不一样，前者只能在外国人控制的地盘下发表一些颇具新意的言论， 而后者却能够上达“天听”，声震朝野。这一差异的背后，虽然有着个人策略的作用（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中西力量对比的格局变化，以及新兴边缘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孙中山比王韬小38岁，比康有为小8岁，而他对新兴边缘社会的卷入，却比王韬和康有为还更广泛。因此，孙中山可谓生得逢时，不仅可能避免王韬式的边缘化命运，并且还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弄潮人物。
二、交际网络的展开
如果说，身世背景对个人道路的制约还比较隐晦的话， 那么，社会交往的展开，则使这种制约得到具体体现，同时并强化了这一结构。由于受边缘性身世背景的制约，青年孙中山的社会交往呈现边缘化特征。随着这种边缘化交往的展开，孙中山的个人身份也逐渐凸显边缘性，日益疏离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外。
大学毕业前夕，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大致有两个层次，一是家乡（包括檀香山）的亲友故旧，二是粤港求学时期的师友。
第一个层次的交往，是在少年时期自然形成的，在其中起纽带作用的是传统亲缘和地缘关系。这个网络的关键人物，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他为孙中山提供的不只是走出国门、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而且是一个亲友网络。通过孙眉的居中连接，这个网络构成了孙中山一生活动的“后院”、“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16】 特别是孙眉，为了支持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数十次变卖自己的地产，直至于1906年破产。【17】 这个网络中的另一名重要角色陆皓东（1867-1895），对于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也有重要的影响。他是孙中山的幼年好友，二人年龄相仿，并且有着相似的边缘背景，当孙中山随孙眉前往檀香山读书时，他也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后来孙中山在香港学医，陆皓东则在上海学习电报，毕业后一度充任电报翻译生。【18】 与孙中山一样，陆皓东对于中国人的迷信愚昧和国家的腐败落后心怀不满，两人情投意合，曾经联手毁坏家乡神庙的神像，又一同加入了基督教。【19】 后来，他成为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同志之一，在1895年广州举事时被捕遇害，后被孙中山褒奖为共和革命的首义之士。【20】
与第一个层次相比，第二个层次的交往，则带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基督教成了这一交际网络的主要联结纽带。孙中山就读的香港拔萃书室、广州博济医院香港西医书院，都有着基督教的背景；他入学博济医院，还曾得力于受洗牧师的介绍。正是在这三所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21】 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22】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在这个网络中，孙中山、郑士良（1863-1901）和陈少白（1869-1934）思想成长的交互影响，尤其值得注意。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去不远，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23】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24】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25】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 【26】
实际上，“四大寇”的提法并不准确，参与他们四人聚谈的还有郑士良、陆皓东等人。【27】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象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象，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言语、想象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象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象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孙中山的交际网络中，没有一个正统的读书人，也没有一位“朝廷命官”，有的只是位于边缘位置的华侨资产者、传教士、西学背景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精英。同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交际网络，主要在士大夫阶层中展开。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他们聚徒讲学，组会办报，这一切，都加强了他们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却大不一样。显然，它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更微弱，与外部世界和底层社会的联系却更真实、更广泛。作为一名来自边缘社群的青年，孙中山既然难以进入正统社会，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他的人生道路，自然只能随着这一趋势而展开。
三、正统社会的拒斥
青年人涉世之初，都有一番不凡的抱负，但这一抱负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如前所述，孙中山的个人身世背景、交际网络，都远离当时中国的正统社会，他自然难以与正统社会结构契合，经过一阵并不愉快的磨合，最终走向了与清廷的决裂。
1892年7月，也就是在26岁那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正式开始了职业生涯。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一同毕业的只有他和江英华两人，但他们在香港仍然找不到工作。后来，依托澳门的镜湖医院--一所华人设立的慈善性质的中医院，孙中山得以在澳门开业行医，并借款开办了东西药局，但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28】
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29】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30】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这件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
大学毕业后，职业道路受挫，孙中山的革新抱负再一次活跃起来。1893年冬，他经营广州中西药局失利，干脆将之撇下不管，回到家乡撰写了长篇文章，打算送呈给李鸿章，以此进身上层社会，一展革新宏图。【31】与四年前的致郑藻如书相较，这份上书的结构和内容，以及上书之举的缘由和用意，都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他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负和知识背景，“…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接着，他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四条“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不自知其驽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并解释说，上书之举“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那么，孙中山打算“躬行而实践之”的是什么呢？还是农政。他对李鸿章的具体请求，是玉成自己考察各国农政、振兴中国农事之志。【32】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33】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但是，这次费尽周折、凝聚着青年孙中山全副努力的上书之举，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李鸿章甚至没有接见他。这一结果，让他看清了自己与正统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次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于当局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感触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两年多以后回忆此事，孙中山仍然禁不住“怃然长叹”。【34】由此他清楚地认识到，欲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从底层和边缘入手，将正统社会整个地颠覆。于是，他放弃了和平方式，着手组织兴中会，一年之后，便有了广州乙未举事。
结 论
总的来看，青年孙中山之所以走上反清道路，有着结构性的缘由，即他那边缘性的身世背景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学生时代交际网络的展开，则使他的身份愈益边缘化，并助长了他反抗正统社会的心志。这种背景决定了他难以进入正统社会，纵然他主观上想跻身于其中，但还是被后者无情地拒之门外。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因边缘身份而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青年孙中山，便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后者的道路。
注释：
1《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页。
2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35-237页。
3 参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是书全文收入于荣孟源主编的《华侨与辛亥革命》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但加了一个编者按，说冯自由这种处理方式是“错误的”。其实，通过这一在今人看来是“错误的” 处理方式，恰恰传达了作为当事人的冯自由所经历过的真实历史。
4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5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0、23、24-26页。
6 同上，第18、23页。
7 同上，第25-26、33-34、36、37、42、46、47、49、51、55、58-59页。
8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
9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页。
10 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归国，回乡途中遇到清朝官吏勒索，遂与之抗争，并向同行旅客演说中国政治改造之必要；回乡之后，他经常向村民抨击清政府的腐败；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中山向群众宣传，只有靠民众的力量才能战胜法国。（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4、35、39页）这些事迹或有其原型，不过，以往著述显然有意将之拔高，给人以孙中山早就是一位志向明确的革命者的印象，这样便符合孙中山自定的说法，即从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页）如果将笼罩在这些事迹之上的神话迷雾剥离开来，那么，青年孙中山心志中改变现实社会的成分，还是很鲜明的。
11 《兴中会组织史》，《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12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23页；《孙眉公事略》，《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13 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14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16页。
16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74-77页。
17 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0页。
18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19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0页。
20 《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
21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页。
22 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会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3 《郑士良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24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0-245页。
25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5页；《陈少白之词章》，《革命逸史》初集，第3页。
26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83页；《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页。
27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见荣孟源主编：《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8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61、63-66页。另据史扶邻的研究，孙中山在澳门行医受阻，并非特意为难他一个人，而是葡澳与港英两个殖民地的医务当局相互排斥的结构性原因所致。（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27-28页）
29 《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3页。
30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0页。
31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28-29页。
32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16、18页。
33 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6页。
34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页
交之道
性交是男女之间的外部交道，而外交是国家之间的礼利交道。都要相交，都有通道。只不过，一个阴道，一个阳道。这只指摆到桌面上讲出的可道之道。而道可道，就非常道了。他们一定有不可言说之道。于是就把两者放在一起说说。
外交除了公开的，可令记者明眼张胆地观看的动作外，他还有许多的暗道机关，是不可告人的政治交道，经济交换。比如，中国抗战最紧张时期，日本外务大臣访苏，与苏联做就了一纸牺牲“满州国”利益的中立条约。这可以说是除去意识形态之外最微妙的利益外交，等同互为妓院里的性交，只有快感，不及其他。而男女的性事，在许多时候，是包含了情字，有着相悦相爱成分在内的交处。这种爱恋可以公开，但用性事来表达的方式，则须暗中做来，避人耳目。所谓明事暗做。但若是把性生活放到公开场合，比如，朝堂之上，插秧的地头，等等，或者是最高阶层决策台，或者做为某种神圣的仪式，则成为阴道向阳了。看来，这一阴一阳的两件，并非是绝对不可互通的。最典型的就是宣太后在外交场合用性交做例子，留下了一段石破天惊的语录。成为阴阳之道互通的现身说法。
这就是《戰國策》里的一则典故：“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妄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简直成了一句另类的外交名言。
后来，李敖把它他引入自己的一篇名作，《中国性研究》。这篇记录宣太后见韩使者的话，我从前先在秦牧的一篇随笔中见过，秦牧先生是从古人不避讳说性的那个角度谈的。李敖说这是讲两种性交姿势，“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等同于物理学上的压力与压强的关系。
后来，我见许多人都认同了这种说法,可照这种解释，宣太后那话儿的转折就与她要讲这番话的用意联系不紧了。我搭耳听来，这句话讲得不是两种性交姿势的区别，而是说她侍奉先王的两种样子，讲得是性交与否的区别，犹如说，有无性交的时候，我的承受力是不同的。无性事的时候，先王把腿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都觉得疼，受不了。可是为何当他与我做性事时，把一个身体都压上来了，我并不觉得有多重，也没觉什么吃不消？同样一个女人，承当同样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前后有这样大的差异？因为有利可图。这个利，可以说是获得了快活，愉悦，这是性生活的快感。也可以引申为这样有性的身体游戏，能使我怀孕。而她怀孕不仅可以体会做母亲的快乐，而且还有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政治含量。这是宫中女人渴盼的一件大事，那就更是大乐子。因为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本太后才觉得可以承受得了有性之实的身体之压，言下之意就是不愿承当无性之实的相戏，白白地铺在床上当一幅褥子。谁情愿做这等无利可图的傻事。这样比喻，到这篇的最末点题之话，“救赵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才能相对应得合卯合窍。这么大的军费开资，难道不应该使我多少有点利益可图？这是打个比喻公开索贿。虽然宣太后快人快话，直来直去，却也是一针见血，道破核心。
性交与外交如此公开，直接，完整而妙巧地结合了起来。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阴道阳道，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了。为了这个美妙的时候，宣太后吐出的那话儿必须要丝丝入扣，不能含糊了其辞。
外交除了公开的，可令记者明眼张胆地观看的动作外，他还有许多的暗道机关，是不可告人的政治交道，经济交换。比如，中国抗战最紧张时期，日本外务大臣访苏，与苏联做就了一纸牺牲“满州国”利益的中立条约。这可以说是除去意识形态之外最微妙的利益外交，等同互为妓院里的性交，只有快感，不及其他。而男女的性事，在许多时候，是包含了情字，有着相悦相爱成分在内的交处。这种爱恋可以公开，但用性事来表达的方式，则须暗中做来，避人耳目。所谓明事暗做。但若是把性生活放到公开场合，比如，朝堂之上，插秧的地头，等等，或者是最高阶层决策台，或者做为某种神圣的仪式，则成为阴道向阳了。看来，这一阴一阳的两件，并非是绝对不可互通的。最典型的就是宣太后在外交场合用性交做例子，留下了一段石破天惊的语录。成为阴阳之道互通的现身说法。
这就是《戰國策》里的一则典故：“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妄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简直成了一句另类的外交名言。
后来，李敖把它他引入自己的一篇名作，《中国性研究》。这篇记录宣太后见韩使者的话，我从前先在秦牧的一篇随笔中见过，秦牧先生是从古人不避讳说性的那个角度谈的。李敖说这是讲两种性交姿势，“丈夫一屁股坐上来，因为体重太集中一点，就吃不消，可是全身压上来，因为体重平均分担，所以就无所谓了。”等同于物理学上的压力与压强的关系。
后来，我见许多人都认同了这种说法,可照这种解释，宣太后那话儿的转折就与她要讲这番话的用意联系不紧了。我搭耳听来，这句话讲得不是两种性交姿势的区别，而是说她侍奉先王的两种样子，讲得是性交与否的区别，犹如说，有无性交的时候，我的承受力是不同的。无性事的时候，先王把腿压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都觉得疼，受不了。可是为何当他与我做性事时，把一个身体都压上来了，我并不觉得有多重，也没觉什么吃不消？同样一个女人，承当同样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前后有这样大的差异？因为有利可图。这个利，可以说是获得了快活，愉悦，这是性生活的快感。也可以引申为这样有性的身体游戏，能使我怀孕。而她怀孕不仅可以体会做母亲的快乐，而且还有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政治含量。这是宫中女人渴盼的一件大事，那就更是大乐子。因为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本太后才觉得可以承受得了有性之实的身体之压，言下之意就是不愿承当无性之实的相戏，白白地铺在床上当一幅褥子。谁情愿做这等无利可图的傻事。这样比喻，到这篇的最末点题之话，“救赵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才能相对应得合卯合窍。这么大的军费开资，难道不应该使我多少有点利益可图？这是打个比喻公开索贿。虽然宣太后快人快话，直来直去，却也是一针见血，道破核心。
性交与外交如此公开，直接，完整而妙巧地结合了起来。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阴道阳道，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了。为了这个美妙的时候，宣太后吐出的那话儿必须要丝丝入扣，不能含糊了其辞。
网格争论不休
争论不是坏事。“真理越辩越明。”也正是有了在网格概念、商用进程、硬件体系结构等方面的争论，才使网格计算的发展逐步向前，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了解。
概念之争
尽管网格计算是目前的一个热点，但它的确切含义以及其外延仍旧没有统一。网格应该是什么样、有什么标准，目前仍旧没有定论。
美国Globus项目的负责人Ian Foster：网格就是在动态变化的多个虚拟机构间共享资源和协同解决问题，并且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 在非集中控制的环境中协同使用资源；(2)使用标准的、开放的和通用的协议和接口（目前仅有Globus才算是标准协议）；(3) 提供非平凡的服务。
中科院计算所李国杰院士：网格不同于Internet 2或下一代Internet，它可以称作是第三代Internet，其主要特点是不只包括计算机和网页，且包括各种信息资源，例如数据库、软件以及各种信息获取设备等，它们都连接成一个整体，整个网络如同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向每个用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ChinaGrid专家组组长金海博士：任何虚拟组织之间的协同问题求解和资源共享都可以叫做网格。也就是说，网格概念的外延非常大。我们经常听到的存储网格、计算网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国内知名学者屈延文：网格是一种框架，把计算机软硬件等放在这个框架中，能够产生群体效应，它能够完成所有的个体以及个体的集合不能完成的工作。
商用进程之争
目前，网格计算领域已被具体划分成计算网格、数据网格、信息网格、服务网格、语义网格等等。其中，计算网格相对研究得最早，全球目前的网格项目中，绝大多数都是计算网格。那么，网格应用什么时候才能普及呢？从不同的立场，各个公司、各个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防科技大学任浩博士：大概在2005年，可以开始出现一些可以实际应用的Web Services（网络服务）和相应的服务管理平台，2007～2008年会是Web Services（网络服务）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个预测是针对美国欧洲这样的信息化发达的国家，中国的进程应该还会落后一些。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王克：从目前来看，网格计算在企业当中的应用还远没有进入成熟阶段，现在谈企业当中的网格应用还比较遥远。尽管目前在企业当中可能已经有了一些网格应用，但网格应用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完全符合商业应用的成熟标准还不好预测。
BEA公司中国区首席技术推广程朝晖：目前，网格技术走向商用的外部环境还不够成熟，这不是某个厂商、某个产品就能决定的，它需要包括开发商在内的众多业内厂商提供给客户实际运用的领域。如果仅仅是在产品上有些与网格相关的技术，未必能够真正给客户带来什么好处。
联想公司郝沁汾博士：网格计算肯定是发展趋势，但在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地在企业中普及网格应用，目前的局势还不明朗，可能是5年，也可能是10年甚至更长。
硬件体系结构之争
桌面PC的出现敲响了小型机的丧钟。而在曙光公司看来，网格计算将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硬件体系架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认为。
曙光公司曾宇博士：目前的硬件体系架构并不完全适合于在网格环境下应用，甚至需要出现一种新的硬件体系架构。例如，常规服务器设计了南桥北桥，其中南桥接低速设备。但在网格时代，这些低速设备就可以通过网格服务器随机访问互联网当中的网格终端、网格存储器等等。这个架构曙光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处于研究阶段。可以说，围绕网格的体系架构的研究是曙光公司的一个重点。
联想公司郝沁汾博士：现在的硬件更重要的是设定模式，它与目前的计算架构相适应。在未来，也许会出现适应网格的构建或者网格的特征的专门硬件，但也可能不会。
ChinaGrid专家组组长金海博士：网格计算机属于前沿研究，目前我们还没看到服务器等产品需要在硬件体系结构上进行改变来适应网格计算。目前的计算模型仍旧是最初的冯·诺依曼结构模型，还是采用输入、存储的这种方式。只有模型改变了，计算机的体系结构才可能改变。而计算机模型也是必然需要研究的课题。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理王克：在网格计算的发展上，硬件属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英特尔公司的立场来看，目前的计算机仍旧是按照冯·诺依曼架构来构成。同时，如果没有处理器的发展，也很难看到网格现在的发展。
网格相关知识
Globus网格项目是由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等科研单位共同研发，是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网格计算项目之一。它发起于20世纪90年代，其最初目的是希望把美国境内的各个高性能计算中心通过高性能网络连接起来，方便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使用，提高高性能计算机的使用效率。Globus项目组认为，大型应用项目应该由许多组织协同完成，这些组织通过网格计算环境形成一个统一的“虚拟组织”，网格计算环境中的用户、成员、资源可随时加入这种虚拟组织。各个组织拥有的各种资源都可被虚拟组织中的成员共享，并且各成员可以方便地协同完成各种分布式应用和工作。Globus项目组对信息安全、资源管理、信息服务、数据管理及应用开发环境等网格计算的关键理论和技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开发出能在多种平台上运行的网格计算工具包软件（Globus Toolkits）。Globus工具包的源码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从其网站下载。
Web服务（Web Service）描述了一种新的重要的分布式计算方式，与DCE、CORBA、JAVA RMI等方法不同，它更强调基于单个Internet标准（XML）来解决异构分布计算的问题。Web服务定义了一种技术，用于描述被访问的软件组件、访问组件的方法以及找到相关服务提供者的发现方法，它并不倾向于特定的编程语言、编程模型以及系统软件。
朝鲜战争真相
朝鲜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世人才知道了战争的真相。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朝鲜战争的出版物不断增多，中国方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记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卷册、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国防大学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等很多“正史”，有《彭德怀自述》以及众多志愿军将领的传记和战争回忆录（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韦杰将军去世前关于180师那些令人心碎的谈话），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史料中的有关内容。朝鲜方面也有一些战争史出版，还有金日成这一时期的著作。韩国也出版了不少史书，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多卷本《韩国战争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中国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曾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不过这个中译本非常不负责任地删去了原书中仁川登陆、第五次战役等重要内容，且错译、误译、错日期、错地名和错别字极多。美国方面的著作是最多的，从正式的历史书到学者的研究著作，从麦克阿瑟、李奇微等美军统帅的回忆录到很多记者和普通士兵的记述。另外还有其他国家参与者或旁观者的大量著作。这些书的编著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写出各自的历史，有共同的事实、有真知灼见，也难免有偏见和曲解。多读几本，不用太多的分析和判断，朝鲜战争的真实图景就已相当清晰。
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绝大多数史书都肯定了共同的事实。史料表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后来深涉其中的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是没有预料的突发事件。1950年的中国正在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并在复员部队，准确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对朝鲜半岛没有任何企图，中国不愿意、也没有足够实力与美国打仗。美国在作出参战的重大决策之前没有召集会议进行辩论，没有通过立法程序慎重批准。李奇微说，美军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仓猝参战，卷入到一场在地球另一边、美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战争中去了。
仁川登陆的成功和这之后朝鲜人民军的失败，使骄狂的麦克阿瑟指挥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就是在这种时候，美国政府也一再指示麦克阿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攻击中国东北的目标，美国政府不准备让美国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大战，打大仗会妨碍战略重点——欧洲的防务，而且可能会导致苏联的介入。考虑到美国的长远利益，一些美国政府的顾问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武力去战胜的，只有当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最大利益并不再屈从于苏联的联盟，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面对麦克阿瑟的大军压境，想到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往事，刚刚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不能不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之感。加之苏联领导人的一再鼓动和提供无偿援助的许诺（这些许诺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派大部队赴朝作战。就是在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有顾虑，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有反对中国参战的意见，反对者陈述了各种理由，是毛泽东否定了不同意见（见《彭德怀自述》）。而从现在解密的联合国和美国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
现在出版的多数朝鲜战争的书籍也不再回避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之后的转移作战中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的失败。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与对手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作战已非常不易，但从上到下总想跟当年打国民党一样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出于这样的愿望，第五次战役战线过长，协调不利，再有上级作战单位战场指挥失当，使担负运送大量伤员的180师陷入重围，几乎全军覆没。此时，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也意识到：“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士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部分180师官兵突出包围，历尽艰辛，回到自己一方，却承担了“打败仗”的责任，受到几十年不公正的对待。有的史书也闭口不谈上级的责任，只把这次失败归结为“第180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作为180师的直接上级，当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将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约请军事科学和军事史研究者谈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和对历史负责的见解。可以把自己的功过毁誉置于不顾，但不能无颜于九泉之下的烈士，不能愧对曾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韦杰是值得崇敬的；浴血奋战后又承受历史重压的180师官兵也同样让人崇敬。
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结束时，朝鲜北南双方的分界线略有变化，但基本维持了战争开始前的格局。战争使分界线南北有上千万人妻离子散，双方的紧张对峙一直延续至今。这场战争中死伤了几百万朝鲜平民，各方作战人员比较可靠的伤亡数字是：美国14.2万、南朝鲜30万、北朝鲜约52万、中国90万。战争中最可歌可泣不是统帅、将军，而是献出了血肉之躯的普通军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中国人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代表有意退出，使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提案在联合国得以通过，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达二十年之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没有军队。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声明中曾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岛上中国国民党人的残余力量。国务卿艾奇逊也把台湾划在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线之外。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了战略方针，由于美国第七舰队插手，使中国无限期延缓了统一台湾的目标（有材料说蒋介石得知朝鲜战争爆发时欣喜若狂，不亚于当年听说日本人炸了珍珠港）。
苏联领导人支持中国出兵朝鲜，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下去（如果不是斯大林1953年3月去世，战争可能还不会在这一年停下来），却没给中国无偿援助，给的东西都没少要钱。中国1950年后借了苏联13.4亿美元，其中多数用于购买朝鲜战争需要的军用物资。苏联卖给中国的却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旧武器（这也是后来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勒紧裤带连本带利还了好多年债，就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很多中国人吃不上饭的日子，中国还在用粮食、猪肉、鸡蛋等食品还苏联老枪旧炮的钱。美国人都看明白了：克里姆林宫感到最高兴的，莫过于扩大朝鲜战争，把红色中国也包括在内，而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投入一兵一卒。（奥马尔·布雷德利语）最简单的道理是：三个大国中的两个打得不可开交，得利者肯定是袖手旁观的另一个。
朝鲜战争使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的投资大部分投在了日本，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利用生产军需品大发其财，迅速恢复了在二战中崩溃了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日本历史学家中＠②岭雄撰写的“朝鲜战争”一节中说：“朝鲜战争是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它反映了现代朝鲜人民悲苦的历史。一方面，它固化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它支配了战后亚洲的国际环境。由于这个缘故，它可以被看成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国都做对了吗？中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对这场过去的战争有新的思考，从经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认识，以恰当应对世界未来的挑战。读历史不是轻松地看小说听故事，而是对生命和鲜血的沉重思考，没有历史的思考，付出的将会是现实的惨痛代价。
战争史是记录政治家、外交官和元帅将军们功过得失的历史，更是成千上万普通军人和百姓血肉写成的历史。我读战争史是想知道战争为什么发生，只有人们都知道战争为什么发生才能防止战争。我崇敬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死疆场的人们，我也为那些对战争真相并不清楚便死于战场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悲哀。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加希
＠②原字山加乌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朝鲜战争的出版物不断增多，中国方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中记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卷册、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国防大学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等很多“正史”，有《彭德怀自述》以及众多志愿军将领的传记和战争回忆录（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韦杰将军去世前关于180师那些令人心碎的谈话），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史料中的有关内容。朝鲜方面也有一些战争史出版，还有金日成这一时期的著作。韩国也出版了不少史书，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多卷本《韩国战争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中国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曾出版此书的中译本，不过这个中译本非常不负责任地删去了原书中仁川登陆、第五次战役等重要内容，且错译、误译、错日期、错地名和错别字极多。美国方面的著作是最多的，从正式的历史书到学者的研究著作，从麦克阿瑟、李奇微等美军统帅的回忆录到很多记者和普通士兵的记述。另外还有其他国家参与者或旁观者的大量著作。这些书的编著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写出各自的历史，有共同的事实、有真知灼见，也难免有偏见和曲解。多读几本，不用太多的分析和判断，朝鲜战争的真实图景就已相当清晰。
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绝大多数史书都肯定了共同的事实。史料表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后来深涉其中的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是没有预料的突发事件。1950年的中国正在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并在复员部队，准确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对朝鲜半岛没有任何企图，中国不愿意、也没有足够实力与美国打仗。美国在作出参战的重大决策之前没有召集会议进行辩论，没有通过立法程序慎重批准。李奇微说，美军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仓猝参战，卷入到一场在地球另一边、美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战争中去了。
仁川登陆的成功和这之后朝鲜人民军的失败，使骄狂的麦克阿瑟指挥军队越过了三八线。就是在这种时候，美国政府也一再指示麦克阿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攻击中国东北的目标，美国政府不准备让美国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大战，打大仗会妨碍战略重点——欧洲的防务，而且可能会导致苏联的介入。考虑到美国的长远利益，一些美国政府的顾问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武力去战胜的，只有当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最大利益并不再屈从于苏联的联盟，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面对麦克阿瑟的大军压境，想到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往事，刚刚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不能不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之感。加之苏联领导人的一再鼓动和提供无偿援助的许诺（这些许诺后来没有实现），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派大部队赴朝作战。就是在决心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有顾虑，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有反对中国参战的意见，反对者陈述了各种理由，是毛泽东否定了不同意见（见《彭德怀自述》）。而从现在解密的联合国和美国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
现在出版的多数朝鲜战争的书籍也不再回避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之后的转移作战中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的失败。志愿军在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与对手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作战已非常不易，但从上到下总想跟当年打国民党一样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出于这样的愿望，第五次战役战线过长，协调不利，再有上级作战单位战场指挥失当，使担负运送大量伤员的180师陷入重围，几乎全军覆没。此时，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也意识到：“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士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部分180师官兵突出包围，历尽艰辛，回到自己一方，却承担了“打败仗”的责任，受到几十年不公正的对待。有的史书也闭口不谈上级的责任，只把这次失败归结为“第180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作为180师的直接上级，当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将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约请军事科学和军事史研究者谈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和对历史负责的见解。可以把自己的功过毁誉置于不顾，但不能无颜于九泉之下的烈士，不能愧对曾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韦杰是值得崇敬的；浴血奋战后又承受历史重压的180师官兵也同样让人崇敬。
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结束时，朝鲜北南双方的分界线略有变化，但基本维持了战争开始前的格局。战争使分界线南北有上千万人妻离子散，双方的紧张对峙一直延续至今。这场战争中死伤了几百万朝鲜平民，各方作战人员比较可靠的伤亡数字是：美国14.2万、南朝鲜30万、北朝鲜约52万、中国90万。战争中最可歌可泣不是统帅、将军，而是献出了血肉之躯的普通军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中国人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由于苏联代表有意退出，使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提案在联合国得以通过，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达二十年之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没有军队。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的声明中曾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台湾岛上中国国民党人的残余力量。国务卿艾奇逊也把台湾划在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线之外。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了战略方针，由于美国第七舰队插手，使中国无限期延缓了统一台湾的目标（有材料说蒋介石得知朝鲜战争爆发时欣喜若狂，不亚于当年听说日本人炸了珍珠港）。
苏联领导人支持中国出兵朝鲜，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下去（如果不是斯大林1953年3月去世，战争可能还不会在这一年停下来），却没给中国无偿援助，给的东西都没少要钱。中国1950年后借了苏联13.4亿美元，其中多数用于购买朝鲜战争需要的军用物资。苏联卖给中国的却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旧武器（这也是后来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勒紧裤带连本带利还了好多年债，就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很多中国人吃不上饭的日子，中国还在用粮食、猪肉、鸡蛋等食品还苏联老枪旧炮的钱。美国人都看明白了：克里姆林宫感到最高兴的，莫过于扩大朝鲜战争，把红色中国也包括在内，而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投入一兵一卒。（奥马尔·布雷德利语）最简单的道理是：三个大国中的两个打得不可开交，得利者肯定是袖手旁观的另一个。
朝鲜战争使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的投资大部分投在了日本，日本在朝鲜战争期间利用生产军需品大发其财，迅速恢复了在二战中崩溃了的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日本历史学家中＠②岭雄撰写的“朝鲜战争”一节中说：“朝鲜战争是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它反映了现代朝鲜人民悲苦的历史。一方面，它固化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它支配了战后亚洲的国际环境。由于这个缘故，它可以被看成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国都做对了吗？中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对这场过去的战争有新的思考，从经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认识，以恰当应对世界未来的挑战。读历史不是轻松地看小说听故事，而是对生命和鲜血的沉重思考，没有历史的思考，付出的将会是现实的惨痛代价。
战争史是记录政治家、外交官和元帅将军们功过得失的历史，更是成千上万普通军人和百姓血肉写成的历史。我读战争史是想知道战争为什么发生，只有人们都知道战争为什么发生才能防止战争。我崇敬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死疆场的人们，我也为那些对战争真相并不清楚便死于战场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悲哀。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加希
＠②原字山加乌
不看欧洲的历史,你便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买国
不看欧洲的历史，你便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卖国
多年前，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和一部电视剧在当时比较流行，书的名字叫，作者是台湾的柏杨，电视剧叫做，剧本是苏小康写的。所宣扬的思 想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做污秽的"酱缸"，把中国一百余年落后的原因归咎于祖先创造的文化――-，特别是儒教。
书中列举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糟粕，比如：八股文，小脚，廷杖，太监。盲目膜拜偶像，愚忠愚孝，对思想的禁锢，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也提到了一些中国人 的愚昧和残暴的行为：比如在饥荒年见易子而食，焚烧阿房宫，焚书坑儒，耍弄权术，相互倾轧，内斗不止等等。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的落后在于传统文化的低劣， 应该放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看了这两部作品，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近乎一文不值，西方的文明确是灿烂辉 煌，而且这两部作品举出的一些例证，让人看来，他们仿佛说的都是铁的现实――-中国文化代表野蛮，而西方文化代表进步！看的久了，竟然产生了一种西方殖民 者在当年求之不得的思想：就是中国人和现今落后的民族是天生的劣等人种，而欧罗巴人－特别是日尔曼人，是绝对优秀的民族。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在思想，文 化，意识形态，文字结构和各个方面向西方人靠拢，或许还可以有点生机。
那时候看了这些作品，我很赞同。说心里话，我同意！
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我才上高中，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仿佛柏杨的话都是对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黑暗的东西。而且 中国历史中的保守，腐败和专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西方有爱因斯坦，伽利略，爱迪生那么多的科学家，有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那么多的文学家，有著 名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和梵高，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民主，自由和科学。
那时候我曾经说：我们自诩为有 50000年的文明，可是放眼看看，现在我们使用的东西，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曾经赞同里的一句话"不要自己再骗自己！"是的，我们不要总用文明 古国地大物博来麻醉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勇而知耻。要抛弃传统文化，抛弃民族的劣根性，中国才有希望。柏杨曾希望外国朋友，特别美国朋友帮助中国人去 掉劣根，我赞同。因为那时候在我眼里，美国是自由发达的象征，是文明的标志。
我当时确相信这样的观点，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忘记了一件事，在我从内心崇尚西方文明的时候，我居然连世界历史都没有好好看过一眼。高中以后，我看了圣经，论语，庄子，粗略的读了一些佛经的故事。后来，我开始仔细的翻看。工作以后，我读了世界历史。
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同意柏杨等人的观点的，只是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里曾经说过：万里长城是中国锁闭国门的象征，这样说符合事历史 实么？说中国人歧视，压迫妇女，可圣经里也明明指出：女人是男人的依附品，要听从男人的摆布，柏杨说中国在儒教建立统治地位以后，就没有出现过有新思想的 哲学家，可范缜，顾炎武，戴震明明都是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啊…但是，我对他们的思想还是基本赞同的。只是觉得，有的所谓"劣根性"他们不是说的很准确而 已。
在看世界历史的时候，起初，说真的没什么深刻的感受，只是觉得西方人国家多，民族多，人的名字也很难记清楚。
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隐约觉得欧洲的战争特别多，宗教纠纷也比较频繁…但在这个时候，仍对西方文化没有产生什么太坏的印象。不过我的疑问却增多 了：柏杨反复嘲讽中国人有太监制度，可是罗马，土耳其传统上也存在太监，并且欧洲国家还存在阉割艺人的现象。莫非太监制不是中国的专利？再有，柏杨反复嘲 笑中国的廷杖是"脱了裤子打屁股"，可是罗马帝国也有用棍棒打死大臣的传统啊，而且还割下脑袋…（即闻名世界的法西斯酷刑）再仔细的看下去，我不禁茫然… 文明民族，优秀民族。这些本在我脑海里对欧洲人做出的定论不禁一个个的动摇了！
看到上古文明的时候，我在憎恨欧洲人破坏文化，焚烧城市的同时，还对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有所欣赏，而在看中世纪历史，一直延续到英国议会战争以 前那段历史的时候，说真的，我不忍再看，因为我觉得难过：人类历史上居然有这样卑劣的尔虞我诈，居然有这样丧心病狂的对文明的摧毁，居然有这样在东方连最 野蛮混乱的暴君所做不出的兽行和丑闻！！
我曾经说"中国人破坏文化，例如项羽焚毁阿房宫，董卓破坏长安和洛阳，外国没有这种行为！"但是我错了。
在古代，西罗马灭亡的时候，哥特人，即日尔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大肆焚烧建筑，民房被毁坏了45000座，而宫殿居然有1800座被焚烧净尽，珍宝 被抢走，所有的金银财宝和战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的陪葬品，书籍和文物则被砸烂销毁。就算100座宫殿抵的上一个阿房宫，哥特人的破坏量，也是18 座阿房宫，这是一个令人嗔目的天文数字！
而欧洲人因破坏而形成的天文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1618年，仍然是德国人，这个血管里流着蒙古人的血，却被一些人称为天生优秀的，纯种的民族（其实是希特勒自诩为纯种），竟然无耻的向自己的文 化和人民举起了屠刀。为了宗教纠纷，30年间，德国人把丹麦人请来，把瑞典人请来，后来还喊来了西班牙人和俄国人，叫来了几乎所有的临近国家，打开自己的 国门，做什么呢？通商吗？传播文化吗？不！是破坏！是屠杀！30年内，德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建筑竟然毁坏了六分之五，德意志近2000年的的古文明几乎 成为绝学 ――-正是这些优秀的德国人，在 300多年后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在延续，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恶劣，丧失人性！
不仅仅是德国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对文化破坏的兴趣也是很浓，并且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令人叹服！荷兰人痛恨西班牙统治者，于是拿文化出气，教 会是昏暗的，但是教堂作为一种建筑，一种文化，似乎罪责不大。就算破坏一些教堂是对的，是冲击反动统治者巢穴的革命行为，可总该有个节制吧。伟大的荷兰人 拿出他们以后破坏印尼文明的手段，一口气烧毁，砸烂了5500多座教堂，其中300多座是在罗马初期那个时代建立的，有近千年的历史。而西班牙的阿尔法公 爵也不示弱，拿出他们老祖宗以前灭绝印加文化的手段，把西欧文明的集中地，荷兰最大的城市安特卫普夷为平地。安特卫普当时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其财 政收入站整个西班牙国库的一半。欧洲人这样毁坏自己的经济命脉，说好听点是歇斯底里，说难听点则是精神分裂――――原来我以为，欧洲人只是殖民者破坏其他 地区的文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自己的文化也不肯放过：1687年，威尼斯人用大炮猛轰被喻为“希腊之宝”的巴特农神殿，18世纪以后，来自西欧的列强 也纷纷来抢劫，如同焚烧抢夺圆明园一样！好一个破坏文明的文明民族，真是一个文明民族里挑选出来的野蛮民族！令人费解的是，当罗马人吞并伽太基以后，明明 把伽太基划归为他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要在那里纵火六天六夜。把伽太基的文化破坏怠尽，实在是难以理喻…更可怕的是，原先知道中国人 在饥荒的年代易子而食，感觉很是野蛮，后来才知道，俄国人在东征的时候，统帅波雅可夫[此人是个文官]借口军粮不足而率领部下大吃人肉，活人也吃，尸体也 吃，从莫斯科一直吃到黑龙江边，吃的昏天黑地白骨成山…说到这里，我觉得很累。因为欧洲人破坏文化，摧残人类的事例仍然只谈了一小部分。
欧洲历史上，很少看到他们破坏一座宫殿――-这倒不是夸他们。因为欧洲人毁坏文化，小规模的一般是彻底破坏一座城市，大规模的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 文明！好好的一座罗马城，高卢人来了，焚烧，迦太基人来了，焚烧，哥特人来了，焚烧，罗马人自己治理，仍然是焚烧！印加，玛雅文明的毁灭，十字军东征带来 的灾难，胡格诺战争的内乱和破坏，胡斯战争的血腥杀戮，法国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暴行……如果你想全面了解柏杨等人所称颂的西方文明人的文化业绩，那么你自己 慢慢看吧，有可能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完。
我以前认为中国人汉奸多，秦桧，汪精卫，袁世凯，哪个不卖国，而且还唆使昏君杀害岳飞，袁崇焕这些民族英雄，所以中国人素质太差，传统文化有问题，难怪被人欺负，被人统治。
但是我错了。
不看欧洲的历史，你便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卖国。
倘若我刚才提到的所谓优秀的德国人打开国门，让外国人入侵自己，还属于为了宗教纠纷的原因，姑且情由可原的话，那么英国国王叫来意大利和德国的雇 佣兵到英伦三岛镇压凯特的农民起义，那简直是禽兽不如式的奇思怪想。慈禧太后联合驻扎在中国的英法士兵，镇压太平军起义，虽是卖国，但还不至于千里迢迢的 去"请 "，相对之下，慈禧和英王这对卖国的活宝"兄妹"中，似乎英王更加没有廉耻和人格。
阿拉里克侵略罗马，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英勇抵抗，被罗马昏君（兼智残人士）霍诺留杀害。贞德在保卫法国的时候，竟被自己所保卫的国王和贵族们 用4万法郎卖给了英国人――-这是流氓下三烂的手段。而且令人作呕！法国人把自己的民族英雄当婊子卖吗？！捷克将军华伦斯坦为德皇抗击丹麦人的入侵，结局 是被骗到皇宫用毒箭射杀――-同样是流氓手法。岳飞被害，还有莫须有的罪名，华伦斯坦之死，真是死的相当的窝囊！汉尼拔在被他保卫的国王处死的时候感叹： "一个多么让罗马人害怕的人就要死去了！" 布匿战争延续百年，伽太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毒杀自己的民族卫士，他们的文明真是可见一斑。
至于更可笑的，是罗马和波斯的战争，起先3次，无论胜负，骄傲的罗马人都“大方”的向波斯帝国支付大量的黄金，拜占庭帝国看来是太富足了以至无 聊，于是先后将21000磅黄金拱手让出，连查士丁尼也不例外。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时战败，向打败他的士国王大献殷勤，令人肉麻，而他的子孙也延续了他 留下的传统 ――二战前夜，法国代表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以为获得和平的法国人竟然在使馆面前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二战初期，在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盟友波兰士兵用长毛 冲击纳粹坦克，最后纷纷坠马身亡的时候，法国人却躲在防空洞里，看电影般的欣赏。兵临巴黎城下，又是这些自我感觉很优秀的法兰西人，推选了贝当和赖伐尔两 个卖国贼，彻底出卖了自己。而，法国获得和平了吗？不！他们的国人被法西斯武装起来，充当二鬼子，侵略苏联，化做炮灰…以上这些就是欧洲历代卖国贼的丑 恶嘴脸！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以前我认为中国人善使酷刑，杀人的刑罚五花八门。但是我错了。
中国最可怕的刑法莫过于"凌迟"，就是用小刀在人的身体上一点点的削割皮肉，然后在人的心脏上补上一刀。而在"文明"的欧洲罗马教廷对人施以剐刑 不是用刀，而是用钝器――-牡蛎壳。在行刑以前先砍去手脚，而在行刑以后他们是不会在心脏上补一刀的，人会自己慢慢的挣扎死去。（一个希腊女几何学家曾受 此刑）而在法国，是用融化的铅水一点一滴的淋在人的身体上，然后用钳子一块一块的把皮肉夹下来。当然，在施刑之前，人的身体还要撒上一层生石灰。至于挖眼 睛，割耳朵，五马分尸，点天灯等酷刑，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在德国土瓦本农民起义被镇压的的时候，更是屡见不鲜。
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人发明了一种"痒刑"，即在罪犯的脚心上涂抹蜂蜜和食盐，让羊来舔食，以致于罪犯活活笑死，真是"聪明 "绝顶的创造！许云峰曾在渣滓洞被亲美的国民党军官威胁："你能抗的过美国人发明的上百种刑罚吗？"看来欧洲人都酷刑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仍是孜 孜不倦。
以前，我以为中国人禁锢思想，摧残文化，比如八股文的盛行，文字狱的出现。现在我知道，中国在禁锢思想方面和欧洲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此后至十七世纪前后，1200年间，欧洲不允许印刷（这等于掐断了文化的根源），不允许进行"异端" 的科学研究，不许进行宗教上的辩论，更不允许在文化，艺术上有"异端"的创作。在西班牙，争论圣经的人，男的活埋，女的活活烧死。在德国加上一条：异端被 处决后，财产归告密者所有。而在法国，所谓文明的法国，17世纪初期，如果你胆敢手持一张有印刷字体的纸张，就会被判处死刑。德意志的反异端法和宗教裁判 所闻名欧洲，列国也纷纷效法。好容易到了马丁。路德实施宗教改革，而日内瓦新教皇加尔文仍不允许唱歌，跳舞，做游戏，穿漂亮的衣服，仍旧禁止音乐，并且残 酷的镇压再洗礼派。祖祖辈辈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人民却不能看圣经，这是一个极端奇怪的现象，因为圣经只能用希伯莱和古希腊两种文字抄写成书，即使看也看不 懂，直到宗教改革，欧洲的老百姓才第一次看到用自己民族文字书写的圣经，这样禁锢思想破坏文化的的民族，难怪面对黑死病的流行而束手无策，难怪文盲遍地， 以至于创立医学仅有200多年的历史。 www.6park.com
中国有焚书坑儒，欧洲可谓无书可焚，无儒可坑。中国，我想法家和儒家是不会发生械斗的，而陆王与程朱两派理学的斗争，也仅限于辩论的范围而已，最 多纠集点儒生狠狠吵一架。虽然中国多宗教，多信仰，但是宗教战争是没有的，中国什么样的宗教，也不至于动辄以教义为依据，对人民横加死刑。
死刑！死刑！死刑！欧洲莫名其妙的设立了很多死刑的名目。
胡斯和哲罗姆因反对教会的盘剥被处以死刑，布鲁诺因赞成哥白尼的学说被处以死刑，托马斯。莫尔因拒绝承认英王为宗教领袖被处以死刑（内脏被掏出烤 熟后喂给畜生），而塞尔维特因为在血液循环上有一点新的发现，居然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活活烤死。康帕内拉因为撰写一部被监禁了27年，有功于国，在战争中 献出一条手臂的的塞万提斯因得罪教会，被剥夺教籍，失去工作的权利，最后悲惨的死在贫民窟！至于拉伯雷，他是侥幸从暴徒手中逃脱的，协助他发行的好友却死 于乱棍之下！连米开朗哲罗都因为在中有了"异端"的创造倾向，而险些被教会起诉…上古的时候，欧洲人就杀害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伊索，中世纪的时候更是变 本加厉的残害文明精英。欧洲文明，你有为你撒播种子的农夫，但是你有土壤吗？若说是生长壮大，也是在几百年以后。而在这之前，你要经受过多少次的焚烧，毁 坏和灭绝啊！
中国的八股文，设立的时间最多只有 600年，而欧洲的宗教极端统治是1200年，若说和他们比较摧残文明，禁锢思想的能耐，这一点我们东方人只好服输。因为倘若李时珍，徐光启，曹雪芹，祖 冲之，李白，杜甫，马均，孙思邈这样的人在欧洲，恐怕已经死了几百次了，更不要说的作者施耐庵！
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些百年不遇的混蛋统治者。隋炀帝，明武宗，秦二世，桀，纣，桓灵二帝……但是，请你相信我，这样的暴徒和禽兽型的统治者，在中国 若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那么在欧洲，他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同类，而且荒淫之极，凶暴之深，都远远超过中国的这些恶棍！ www.6park.com
罗马皇帝尼禄，这个舅舅与外甥女结婚生下的怪物，幼年时看到他母亲杀死他的父亲，大受启发，成年后嗜血成性，为了夺取权利，先将他母亲的坐船凿 沉，因其未死，更派遣武士追杀。对怀孕的妻子干脆一剑刺死。除了挥霍和滥杀以外，竟突发奇想的忽然焚烧了整个罗马，大火连日不绝，百姓死亡无数，他却站在 阳台上哈哈大笑，至于纵火的原因，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大概只能归结为"精神不太正常"了事。东方也有过因战争引起的大破坏，但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破坏行 为，恐怕连世界历史里也难找到地二个。
格拉克拉，这个罗马尼亚的大公，做出的事情更是荒谬绝伦。因见中亚商人不行脱帽礼，便残忍的将中亚商人的帽子钉在脑袋上。为了显示威严，在宫殿门 口插上几十个高大的铁签子，将活人象穿烤肉一样穿起来，并且日日更换新人，名为伸张正义。实际上只能显示他是个心理不正常的人，，而女王玛格里特三世居然 拥有一个用12岁以下少女的鲜血灌成的游泳池，最后吓的凡家里有少女的文武大臣都纷纷逃亡。我不知道他们的残暴是否能比的上中国的纣王，但是我知道，纣王 拥有的是酒池肉林，这是他奢侈的表现，依仗镇压反抗的是炮烙和虿盆，这是他残暴的象征。格拉克拉的人肉林和玛格里特的人血池，只让我感到残暴和奢侈都远远 超过纣- ――尤其是他们丧失人性的"想象力 "！以前看中国历史，当我看到唐中宗的女儿将他毒死后，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人性，但当我看到罗马皇帝塞维被他女儿女婿活活打死，马上将尸体扔到大街上示众， 并且悍然用马车倾轧以后，我不禁惊叹：好一个文明的民族！中国即使有杀父弑君的恶行，也没有这样疯狂，无耻，没有天良和明目张胆的事例啊！伊凡雷帝虽然伟 大，但是他也难以改掉欧洲人传统的野性，最终将他的皇太子亲手用权杖砸死，而恺撒，他是被自己的私生子白鲁德刺了致命的一刀…当我看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 个弱智皇帝司马衷的时候，我觉得可笑且可耻。但了解了不到一半欧洲历史的时候，居然发现了一群弱智皇帝或国王，除了前面提到的格拉克拉以外，法国的查理六 世是精神病，俄国的费多尔沙皇是胎里带的傻子，罗马君主克劳狄小儿麻痹兼白痴，另一个罗马皇帝霍诺留虽然智残，但相对稍微清醒一点，
因为他还没有忘记杀害保卫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并且大肆株连！
以前听说隋炀帝强奸自己亲妹妹的时候，觉得令人发指。回过头在看欧洲人的作为，不禁哑然失笑。希腊人有亲姐弟通婚的伟大传统（埃及艳后的丈夫就是 他的亲弟弟），而在罗马，舅舅可以娶亲外甥女，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以结婚。至于希腊传说里所讲的，一个王子杀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并且和自己母亲生了 四个孩子的文明事迹，更能揭示欧洲乱伦文化的根深蒂固…。这样的乱伦习惯似乎已成悠久传统，希特勒的第一个情人吉莉就是他的外甥女，我不知道是否是罗马文 明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以前看到过一个对皇帝的评论，说：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混蛋皇帝，理由是他和大臣的妻子通奸。而在欧洲，由于皇帝不允许纳 妾，于是在各个国家的宫殿里，普遍的出现了国王和大臣的妻子有染的性丑剧，说欧洲的宫廷是换妻俱乐部也许并不很过分。乃至于上行下效，终于在公元10世 纪，形成了一种上蒸下淫，男女混居的民间"文化"。若真以混蛋的标准来衡量明武宗，那么欧洲的君主则纷纷成为混蛋，其传统当然也因该叫做：混蛋传统。伊丽 莎白一世就是这种传统的产物。伟大的拿破仑绿帽缤纷，优秀的彼德雪王的皇后在后宫大量饲养男宠，强悍的伊凡雷帝强暴儿媳。痴情的马利女王为情夫报仇谋害亲 夫…如此鸡飞狗跳的高贵宫廷，想必也是因这种悠远的文化影响而至。如果恺撒在出使小亚细亚的时候，不和国王尼科美斯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他还是值得我佩服 的。因为恺撒有很多头衔，终身独裁官，国家元首等等…但是从小亚细亚回来以后，他又多了个称谓：王后的情敌。请看看这首讽刺恺撒同性恋的歌词：恺撒征服了 高卢啊，尼科美斯征服了他。恺撒英勇凯旋了啊，因为他征服了罗马。尼科美斯没有凯旋，可是征服了恺撒！
有的人说：欧洲人光明磊落，原因是产生矛盾以后，不勾心斗角，而是采用决斗的方式。我不知道中国的流氓相互抽死签（形式和决斗很相似）是否也属于 光明磊落的一种，我想让这样的人看看，欧洲人是怎样的"光明磊落"。亚历山大，希腊和马其顿的统治者，对触犯他的人毫不留情，先杀自己恩师亚里士多德的侄 子，后奋起一枪，亲手刺死自己的救命恩人（欧洲人总是喜欢自己动手），杀功臣的本领绝不在朱元璋之下。尤其可耻的是，他杀害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时，竟 装疯卖傻，伪装喝下“神水”后神智不清，杀害自己父亲的老部下时，手段居然是派刺客暗害――-这是朱元璋所做不到的一种诡计。亚历山大号称宇宙四方之王和 埃及的法老，但是倘或说他是“光明磊落”，那我实在不敢苟同。
教皇，在欧洲是被列国尊重的角色，欧洲的君主和国王都用亲切的口语称之为"爸爸"。就是这些欧洲人的好爸爸们，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伪造了一份的 圣旨，欺骗欧洲各国定期或不定期的向他出让土地，诈骗延续了700多年，才被那不勒斯的历史学家瓦拉揭穿。堂堂教皇，做劳改犯的勾当，而且诈骗时间之长， 诈骗财富之多，真是空前绝后。劳改队里有句话，叫：宁交十个王八蛋，不交一个诈骗犯，教皇啊，欧洲各个国王的父亲，让我怎么评价你呢？！
更可耻的诈骗还不只是这件事！
欧洲在16，17世纪的时候，教会大量向民间出售"免罪符"，即购买免罪符的人，灵魂可以直升天堂。欺骗民众也罢了，还把他们尊崇的圣人不当人 看：随便拿一块破毯子，胡说是基督用过的，随便找一块破头巾，说是圣母玛利亚戴过的，最无耻的是用猪，羊等畜生的骨头冒充圣彼德的遗骨，5个金币出售一 块。倘若这个第一教皇在天有灵的话，怕是要在天堂里失声痛哭了。至于用一堆鸡毛冒充天使的羽毛出售，他们就更不难做出。
在德国，40余年以内，出现过4次农民起义，鞋会起义（鞋是代表贫苦农民的标志），领主和爵士们欺骗农民，假装签定和约，然后瓦解农民军，最后进 行血腥镇压。土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先后两次爆发起义，德国统治者都不厌其烦的反复使用这样的手段：签定和约――解散义军――屠杀农民，中国人尚且知道君 无戏言，欧洲的君主们无耻已经到了极点。
同样，在英国和法国，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方式变了变，是诱骗农民军的领袖去谈判，然后马上拘捕，杀害，他们对待扎克雷起义领袖卡勒如此， 对待英国农民领袖泰勒亦如此。海地独立领袖杜桑。卢维杜尔，也是被拿破仑用诱骗的方式抓捕的――-欧洲人的光明磊落？体现在哪里？难道是体现在丹特士先光 明磊落的偷普希金的老婆，再在决斗中杀害普希金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俄国出现过假沙皇。在俄罗斯，皇叔叔伊斯基为了谋取权利，居然从立陶宛找来一个英俊高大，潇洒倜傥的流氓来冒充去世多年的皇子季 米特里，而且假沙皇在俄国先后出现了两次，真是世界宫廷史上的一幕超级滑稽剧，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奇迹"！这样的例子在文明的欧洲不胜枚举……
伊凡雷帝上杀国舅，皇叔，下诛太子，其母为家族权臣谋害，其子被波里斯暗杀，而波里斯也死的糊里糊涂，一个时代的宫廷，就杀的如此昏天黑地。
1000年来，有20个教皇死于非命，10个教皇死因至今不明，这就是欧洲的光明磊落。
空前绝后的，难以想象的诈骗，丑闻，残酷，荒谬和滑稽剧，在欧洲不知出现过多少次。想看比中国历史黑暗，恐怖，恶心，愚昧数倍的历史吗？那么我向你推荐欧洲。
其实欧洲人并不笨拙。腓尼基人所称道的世界7大奇迹中，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外，其余5个都出现在欧洲。但是，金字塔屹立了几千年，空中花园也在本世纪后期被考古学家发现了，而欧洲的5大奇迹呢？我们看看他们的结局。
宙斯神像：这个高15米的大型雕像由于是用宝石，象牙和黄金装饰的，在树立了200年左右，就被希腊老百姓和一些走私犯推倒瓜分，连制成身体部分 的乌木都被贪婪的分割――希腊人对待他们崇奉的神灵的态度，和罗马教皇区别不大，前者是生拆了卖钱，后者是用牲口的骨头冒充圣骨骗钱。阿泰密斯神庙，公元 前356 年由于战争毁灭于大火，重建后，于公元262年再次被焚烧。
罗德港太阳神巨像：由于建立的位置接近地震带，在竣工半个世纪以后即崩塌。
摩索拉斯陵墓：光建造的时间就耗费了40多年，但仍然由于当时对地理情况的无知，导致在15世纪的大地震中毁灭，陪葬的财宝去向不明。
亚历山大灯塔：这个高达120多米的建筑幸运的存在了一千多年，仍因为年久失修和地震而毁灭了。
欧洲文明怎么了？！
倘若君王陵墓和太阳神像的毁灭是因为天灾，亚历山大灯塔倒塌的缘故，一半可归咎于天灾，一半应归咎于人们对古典文化保护的忽略，那么神庙和宙斯像 则纯粹是毁在欧洲人自己的手里！非洲的金字塔，亚洲居鲁士陵墓，秦始皇陵，万里长城，空中花园，吴哥窟，泰姬陵，故宫，孔林，甚至已经消失的美洲玛雅人的 金字塔都保存了下来，欧洲人怎么了？是头脑有问题，是运气不好，还是其他希奇古怪的原因，导致了5大奇迹的毁灭？！
有人说："德国人维修，保护旧建筑所消耗的钱，几乎可以盖高楼大厦了，因为德国人有一种传统的爱心！"言语之间充满崇拜之情。我想告诉这种人：德 国要是再不保护点旧的建筑，怕是什么古迹也找不到了！前面提到过的焚毁罗马和二次大战（德国传统爱心的激烈表现）姑且不论，30年战争中德国的建筑毁灭了 六分之五，德国人不仅自己烧，还邀请别的国家的军队来协助破坏――-30年战争爆发于1618年。倘若能在德国看到一幢五，六百年前的大型文化建筑，我想 那真是很难得了。
说到这里，我不想在多谈西方的历史。我只希望那些信奉柏杨，或者里宣扬的思想的人们，动点脑子，好好看点书，看些世界历史，或者东西方关于宗教， 哲学的著作。倘若觉得难读，那么看陈必祥先生编写的少儿读物也可以。看关于欧洲古典文化的幼儿读物也可以。总之。希望不要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混混噩噩， 自充渊博，乱做评论，乱发牢骚，还把自己当做是思想进步且很有个性的明白人。以至于说出：”朝鲜人是劣等民族，韩国人是优秀民族。“的荒唐话来。
另外，有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言论，比如：中国人就是生孩子的能耐大，什么也不行。还有：中国人人种本来就不好。甚至于：法国人管中国人叫婊子（说话时语气平稳安详，充满肯定的态度）。我想和这样的人说："你母亲也是中国人，是不是…"
至于还有人说说：“蒙古人能统治中国，所以说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则是逻辑昏乱的傻话。中国被蒙古统治了89年而俄罗斯被统治了两个半世纪，东罗马帝国就是被曾受蒙古统治过的土耳其人灭掉的，依照这样的说法，岂不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偏激的歧视自己是没有必要的。
希腊曾受过异族的千年统治，不知道自卑者们是否有兴趣借此贬低西方文化？ www.6park.com
五胡乱华的时代，也正是西罗马灭亡的时期，匈奴人不仅攻破了长安，同样也打进了拉文那。对于自卑狂们来讲，他们只会强调中国蒙受的耻辱，然后再发 表文化劣根性的言论，至于西方，似乎罗马城的焚烧都能代表西方的一片光明。――他们绝不会说只言片语的不好，因为他们多数根本不了解西方，也懒得了解。 [注：伦巴第，阿拉伯亦侵略过东罗马]东西方历史都有过黑暗和屈辱，文化上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和罗马都多次经历过外邦的入侵，都尝受过割地，赔款的 滋味。我们的一些同胞，何必苦苦自辱，煞费苦心的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呢…在海外，中国人素质底，被人看不起，是因为缺乏教育，说句直白的话：我们的教育经 费都被八国联军抢光了――他们有抢来的钱兴办教育，然后在辱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劣等文化。洋狗自然摇尾响应，。正常人则应该痛恨他们的祖辈， 而不会憎恨自己的种族！如果我在欧洲或者美国，我看到华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超速行车，夹个买东西，打架…我不会歧视我的同胞，我会憎恨那些夺走我们财 富的欧洲人 ――-是们造成我们今天的贫穷。造成我们今天的落后，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我宁可迁怒于他们的这一代，也绝不会怯懦的迁怒于我的祖辈。
欧洲人从非洲学来制造面包和火腿，啤酒和咖啡，学会使用太阳历，然后痛骂非洲人劣等。
欧洲人从非洲掠夺黄金和象牙，掠夺各种原材料，用这些财富振兴自己国家的经济，然后斥责非洲人为黑鬼。
欧洲人手捧亚洲传来的圣经，跪拜着基督。耶稣，然后歧视有色人种！他们把黑人赶进贫民窟，不让他们接受应有的教育，然后再辱骂他们人种低劣。
这就是所谓优秀民族的道理，也是洋狗们的道理。
素质的提高靠教育推动。通过挖掘劣根性来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吗？如果把《丑陋的中国人》印刷成13亿册，发给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发给那些偏远地区的文盲，有助于国人素质的提高吗？有此看来，柏杨的智商，还不如一个帮助农民脱盲的乡村教师。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什么发觉劣根性来完成的。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人，信仰天主教的德国人，崇奉神道的日本人和信东正教的俄国人，他们的文化传统，民性，风俗和种族截然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向 强盛，并没有组织一个挖掘劣根性的"骂祖宗团 "去日本神庙或者圣彼德大教堂前骂不绝口，更不是靠改变基因注射药物，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优秀人种。而是依靠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和进 步。他们靠产业革命，靠统一祖国，靠明治维新。华盛顿，加福尔，丹东是这样做的，孙中山先生也是走同样的道路！资本主义革命，使欧洲摆脱了愚昧和落后，使 教会逐步废弃了反异端法和宗教裁判所。使欧洲的人民能够创造财富，发挥出聪明智慧。资本主义革命，让那里原本无知无学的人懂得尊重科学，创造崭新的文明。 使原本昏昏噩噩的人恢复理智，并发扬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凝聚力。
国王推翻了，极端宗教统治结束了，封建制度垮台了。欧洲依然是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但是让我们看看――革命前后欧洲的命运，是大不一样了！这如同在 整个欧洲历史上划出一道闪亮耀眼的鸿沟。完善国家体制，发展生产力才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克伦威尔等革命家都是在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奋斗，而没有 一个人成天抱头苦思：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在哪呢…？当年破坏孔林的红卫兵领袖潭厚英都知道反省，企图通过挖掘“劣根性”来救国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反思一下 吗
砸烂文化以求救国，那是匪夷所想。
伏尔泰告诉法国人：我们不必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吃惊，以至于认为其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善的――伏尔泰强调的是：体制。
卢梭，他提出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是谈及体制，而非高喊：彻底砸烂天主教！可是曾经有人高喊：彻底砸烂孔家店，这样做，真的能救中国吗，让我们回头看看…能吗。
邓小平同志让中国走向强盛，不是搞批林批孔批宋江，他所做的的是改革体制，发展生产力――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应该有所体会。
拯救中国，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靠顺应时代的革者，不靠柏杨，更不可能依靠聂元梓，蒯大富之流。辛亥革命被认可，而文化大革命则被否认。一切用 偏激的手段破坏文化以求进步的运动，只能在历史中暴露出自身的劣根性，甚至残忍和愚蠢。纳粹党和塔利班，以及一些激进分子妄图用彻底焚毁一类文化的手段， 来换取。
所谓的成就，即使没有战争，这种人也必然失败。
不要迁怒于古人，那不叫本事。
宋朝官制腐败，兵制存在严重的缺点，因此导致被人欺凌，后代的人只会鄙薄他们，而不会冲强盛的汉朝，唐朝时期的人发牢骚。中国在世界领先了 2000年，传到我们手里，落后了。返躬自省，勇而知耻是必要的，是对的，但是勇而知耻不代表迁怒于强盛的祖先，而是应该在落后的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好比接力赛跑，跑在前面的人本来是领先的，然后接力棒传到后来者的手中却落后了，如果后来者挖空心思的去埋怨领先的人，而不去找自己落后的原因，那么我觉得这不仅是怯懦，甚至是无耻。
我绝对不相信自卑狂和以侮辱自己民族为乐的人能振兴任何国家，但我知道欠缺基本历史知识{他们多数居然连戴里克先和罗穆路斯都不知道），却又大言 不惭的发表谬论。肆意诋毁东方文明，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的人已经在中国有了市场。在他们的眼里，自尊是愚蠢而保守的，自强是无望的，自己是事实求是的，而 自渎是最快乐的！他们的理论依据，不过是片面和无知两大法宝，我深信这些人多数拥有一颗卖国无门的热切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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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长补短，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100O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可是我们民族的一些败类，无知者和糊涂虫，却如此盲目的崇拜西 方的所有“文明”。对西方的一切东西统统吞噬在灵魂里，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不识香臭，不区别精粹和腐朽。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会说，但是有谁真的去做了呢。难道我们的妇女废弃缠足，就是为了去隆胸吗？难道我们协助外国人挖苦自己随地吐痰，就是为了学习他们的同性恋和传播爱滋病的本事吗？
譬如我们羡慕一个发达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的是他先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人权和法律意识。至于他的缺点：散 漫，荒唐，怯懦，颓废则不必学，更不应该去效仿他们的“劣根性”，以至于导致了大城市爆发同性恋大游行。还有的人，高喊：不养狗就是没有爱心的表现。抱着 疼着爱着哈巴狗，却把自己的父母抛在养老院，几个月不看望一次。这种人属于取其糟粕，弃其菁华。崇拜西方到了颠三倒四的境界，终于养狗也不养父母。
一个人除了生命，还有民族。
欧洲人及其他们的后裔有天主教，基督教，阿拉伯人，印尼人和伊朗人有伊斯兰教，印度人有印度教…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偏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地 位？！倘或传统文化中因包含一些缺陷和过时的东西，而就一定要被定性为"封建社会"的象征，那么，把欧洲带入黑暗的罗马天主教会又该当何罪？！如果传统文 化注定要压迫妇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天主教注定要禁止离婚和永远反对异端？！马丁路德能改革"神"设立的天主教，我们就不能改进先人设立的思想和文 明吗…
任何民族都没有权利丧失自信，或妄自菲薄。没有自信和自尊的人本没有出路，何况是民族！1609年，荷兰的资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比法国领先了将近200年，但是法国人还是从很多方面超过了他们！
中国在明朝中期的发明是当时世界的百分之70[我们这一代人恐怕连百分之7都没有），当时向来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既然能超过我们，我们决不可以失去超过他们的信心和希望。
去年秋天，我来到北京。站在十三陵面前，我肃然起敬，又不禁深感惭愧…
那几代人，统治着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让遥远的俄罗斯和波斯，强大的印度俯首屈膝，那几代人，驱赶了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并让他们付出土地的代 价，占领了吐蕃和新疆，打败了自命不凡的日本人和强悍的荷兰人，把持着几乎所有周遍国家的命运，并且让航线一直通向非洲，给他们带来友谊，文明和文化的交 流，而绝不是西方式的杀戮和破坏。数百年来无敌于天下。而我们，我在想：相比之下，我辈真是卑劣的罪人！…是的，黄河再渊远流长也要汇入大海，但是蔚蓝色 的大海不是由一条多瑙河的水汇集而成的。
勇而知耻！！不错的。
清醒的中国人从自我做起吧。
多年前，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和一部电视剧在当时比较流行，书的名字叫，作者是台湾的柏杨，电视剧叫做，剧本是苏小康写的。所宣扬的思 想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做污秽的"酱缸"，把中国一百余年落后的原因归咎于祖先创造的文化――-，特别是儒教。
书中列举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糟粕，比如：八股文，小脚，廷杖，太监。盲目膜拜偶像，愚忠愚孝，对思想的禁锢，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也提到了一些中国人 的愚昧和残暴的行为：比如在饥荒年见易子而食，焚烧阿房宫，焚书坑儒，耍弄权术，相互倾轧，内斗不止等等。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的落后在于传统文化的低劣， 应该放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看了这两部作品，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近乎一文不值，西方的文明确是灿烂辉 煌，而且这两部作品举出的一些例证，让人看来，他们仿佛说的都是铁的现实――-中国文化代表野蛮，而西方文化代表进步！看的久了，竟然产生了一种西方殖民 者在当年求之不得的思想：就是中国人和现今落后的民族是天生的劣等人种，而欧罗巴人－特别是日尔曼人，是绝对优秀的民族。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在思想，文 化，意识形态，文字结构和各个方面向西方人靠拢，或许还可以有点生机。
那时候看了这些作品，我很赞同。说心里话，我同意！
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我才上高中，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仿佛柏杨的话都是对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黑暗的东西。而且 中国历史中的保守，腐败和专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西方有爱因斯坦，伽利略，爱迪生那么多的科学家，有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那么多的文学家，有著 名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和梵高，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民主，自由和科学。
那时候我曾经说：我们自诩为有 50000年的文明，可是放眼看看，现在我们使用的东西，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曾经赞同里的一句话"不要自己再骗自己！"是的，我们不要总用文明 古国地大物博来麻醉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勇而知耻。要抛弃传统文化，抛弃民族的劣根性，中国才有希望。柏杨曾希望外国朋友，特别美国朋友帮助中国人去 掉劣根，我赞同。因为那时候在我眼里，美国是自由发达的象征，是文明的标志。
我当时确相信这样的观点，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忘记了一件事，在我从内心崇尚西方文明的时候，我居然连世界历史都没有好好看过一眼。高中以后，我看了圣经，论语，庄子，粗略的读了一些佛经的故事。后来，我开始仔细的翻看。工作以后，我读了世界历史。
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同意柏杨等人的观点的，只是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里曾经说过：万里长城是中国锁闭国门的象征，这样说符合事历史 实么？说中国人歧视，压迫妇女，可圣经里也明明指出：女人是男人的依附品，要听从男人的摆布，柏杨说中国在儒教建立统治地位以后，就没有出现过有新思想的 哲学家，可范缜，顾炎武，戴震明明都是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啊…但是，我对他们的思想还是基本赞同的。只是觉得，有的所谓"劣根性"他们不是说的很准确而 已。
在看世界历史的时候，起初，说真的没什么深刻的感受，只是觉得西方人国家多，民族多，人的名字也很难记清楚。
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隐约觉得欧洲的战争特别多，宗教纠纷也比较频繁…但在这个时候，仍对西方文化没有产生什么太坏的印象。不过我的疑问却增多 了：柏杨反复嘲讽中国人有太监制度，可是罗马，土耳其传统上也存在太监，并且欧洲国家还存在阉割艺人的现象。莫非太监制不是中国的专利？再有，柏杨反复嘲 笑中国的廷杖是"脱了裤子打屁股"，可是罗马帝国也有用棍棒打死大臣的传统啊，而且还割下脑袋…（即闻名世界的法西斯酷刑）再仔细的看下去，我不禁茫然… 文明民族，优秀民族。这些本在我脑海里对欧洲人做出的定论不禁一个个的动摇了！
看到上古文明的时候，我在憎恨欧洲人破坏文化，焚烧城市的同时，还对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有所欣赏，而在看中世纪历史，一直延续到英国议会战争以 前那段历史的时候，说真的，我不忍再看，因为我觉得难过：人类历史上居然有这样卑劣的尔虞我诈，居然有这样丧心病狂的对文明的摧毁，居然有这样在东方连最 野蛮混乱的暴君所做不出的兽行和丑闻！！
我曾经说"中国人破坏文化，例如项羽焚毁阿房宫，董卓破坏长安和洛阳，外国没有这种行为！"但是我错了。
在古代，西罗马灭亡的时候，哥特人，即日尔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大肆焚烧建筑，民房被毁坏了45000座，而宫殿居然有1800座被焚烧净尽，珍宝 被抢走，所有的金银财宝和战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的陪葬品，书籍和文物则被砸烂销毁。就算100座宫殿抵的上一个阿房宫，哥特人的破坏量，也是18 座阿房宫，这是一个令人嗔目的天文数字！
而欧洲人因破坏而形成的天文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1618年，仍然是德国人，这个血管里流着蒙古人的血，却被一些人称为天生优秀的，纯种的民族（其实是希特勒自诩为纯种），竟然无耻的向自己的文 化和人民举起了屠刀。为了宗教纠纷，30年间，德国人把丹麦人请来，把瑞典人请来，后来还喊来了西班牙人和俄国人，叫来了几乎所有的临近国家，打开自己的 国门，做什么呢？通商吗？传播文化吗？不！是破坏！是屠杀！30年内，德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建筑竟然毁坏了六分之五，德意志近2000年的的古文明几乎 成为绝学 ――-正是这些优秀的德国人，在 300多年后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在延续，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恶劣，丧失人性！
不仅仅是德国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对文化破坏的兴趣也是很浓，并且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令人叹服！荷兰人痛恨西班牙统治者，于是拿文化出气，教 会是昏暗的，但是教堂作为一种建筑，一种文化，似乎罪责不大。就算破坏一些教堂是对的，是冲击反动统治者巢穴的革命行为，可总该有个节制吧。伟大的荷兰人 拿出他们以后破坏印尼文明的手段，一口气烧毁，砸烂了5500多座教堂，其中300多座是在罗马初期那个时代建立的，有近千年的历史。而西班牙的阿尔法公 爵也不示弱，拿出他们老祖宗以前灭绝印加文化的手段，把西欧文明的集中地，荷兰最大的城市安特卫普夷为平地。安特卫普当时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其财 政收入站整个西班牙国库的一半。欧洲人这样毁坏自己的经济命脉，说好听点是歇斯底里，说难听点则是精神分裂――――原来我以为，欧洲人只是殖民者破坏其他 地区的文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自己的文化也不肯放过：1687年，威尼斯人用大炮猛轰被喻为“希腊之宝”的巴特农神殿，18世纪以后，来自西欧的列强 也纷纷来抢劫，如同焚烧抢夺圆明园一样！好一个破坏文明的文明民族，真是一个文明民族里挑选出来的野蛮民族！令人费解的是，当罗马人吞并伽太基以后，明明 把伽太基划归为他的一个行省，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要在那里纵火六天六夜。把伽太基的文化破坏怠尽，实在是难以理喻…更可怕的是，原先知道中国人 在饥荒的年代易子而食，感觉很是野蛮，后来才知道，俄国人在东征的时候，统帅波雅可夫[此人是个文官]借口军粮不足而率领部下大吃人肉，活人也吃，尸体也 吃，从莫斯科一直吃到黑龙江边，吃的昏天黑地白骨成山…说到这里，我觉得很累。因为欧洲人破坏文化，摧残人类的事例仍然只谈了一小部分。
欧洲历史上，很少看到他们破坏一座宫殿――-这倒不是夸他们。因为欧洲人毁坏文化，小规模的一般是彻底破坏一座城市，大规模的则是消灭一个民族的 文明！好好的一座罗马城，高卢人来了，焚烧，迦太基人来了，焚烧，哥特人来了，焚烧，罗马人自己治理，仍然是焚烧！印加，玛雅文明的毁灭，十字军东征带来 的灾难，胡格诺战争的内乱和破坏，胡斯战争的血腥杀戮，法国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暴行……如果你想全面了解柏杨等人所称颂的西方文明人的文化业绩，那么你自己 慢慢看吧，有可能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完。
我以前认为中国人汉奸多，秦桧，汪精卫，袁世凯，哪个不卖国，而且还唆使昏君杀害岳飞，袁崇焕这些民族英雄，所以中国人素质太差，传统文化有问题，难怪被人欺负，被人统治。
但是我错了。
不看欧洲的历史，你便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卖国。
倘若我刚才提到的所谓优秀的德国人打开国门，让外国人入侵自己，还属于为了宗教纠纷的原因，姑且情由可原的话，那么英国国王叫来意大利和德国的雇 佣兵到英伦三岛镇压凯特的农民起义，那简直是禽兽不如式的奇思怪想。慈禧太后联合驻扎在中国的英法士兵，镇压太平军起义，虽是卖国，但还不至于千里迢迢的 去"请 "，相对之下，慈禧和英王这对卖国的活宝"兄妹"中，似乎英王更加没有廉耻和人格。
阿拉里克侵略罗马，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英勇抵抗，被罗马昏君（兼智残人士）霍诺留杀害。贞德在保卫法国的时候，竟被自己所保卫的国王和贵族们 用4万法郎卖给了英国人――-这是流氓下三烂的手段。而且令人作呕！法国人把自己的民族英雄当婊子卖吗？！捷克将军华伦斯坦为德皇抗击丹麦人的入侵，结局 是被骗到皇宫用毒箭射杀――-同样是流氓手法。岳飞被害，还有莫须有的罪名，华伦斯坦之死，真是死的相当的窝囊！汉尼拔在被他保卫的国王处死的时候感叹： "一个多么让罗马人害怕的人就要死去了！" 布匿战争延续百年，伽太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毒杀自己的民族卫士，他们的文明真是可见一斑。
至于更可笑的，是罗马和波斯的战争，起先3次，无论胜负，骄傲的罗马人都“大方”的向波斯帝国支付大量的黄金，拜占庭帝国看来是太富足了以至无 聊，于是先后将21000磅黄金拱手让出，连查士丁尼也不例外。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时战败，向打败他的士国王大献殷勤，令人肉麻，而他的子孙也延续了他 留下的传统 ――二战前夜，法国代表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以为获得和平的法国人竟然在使馆面前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二战初期，在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盟友波兰士兵用长毛 冲击纳粹坦克，最后纷纷坠马身亡的时候，法国人却躲在防空洞里，看电影般的欣赏。兵临巴黎城下，又是这些自我感觉很优秀的法兰西人，推选了贝当和赖伐尔两 个卖国贼，彻底出卖了自己。而，法国获得和平了吗？不！他们的国人被法西斯武装起来，充当二鬼子，侵略苏联，化做炮灰…以上这些就是欧洲历代卖国贼的丑 恶嘴脸！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以前我认为中国人善使酷刑，杀人的刑罚五花八门。但是我错了。
中国最可怕的刑法莫过于"凌迟"，就是用小刀在人的身体上一点点的削割皮肉，然后在人的心脏上补上一刀。而在"文明"的欧洲罗马教廷对人施以剐刑 不是用刀，而是用钝器――-牡蛎壳。在行刑以前先砍去手脚，而在行刑以后他们是不会在心脏上补一刀的，人会自己慢慢的挣扎死去。（一个希腊女几何学家曾受 此刑）而在法国，是用融化的铅水一点一滴的淋在人的身体上，然后用钳子一块一块的把皮肉夹下来。当然，在施刑之前，人的身体还要撒上一层生石灰。至于挖眼 睛，割耳朵，五马分尸，点天灯等酷刑，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在德国土瓦本农民起义被镇压的的时候，更是屡见不鲜。
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人发明了一种"痒刑"，即在罪犯的脚心上涂抹蜂蜜和食盐，让羊来舔食，以致于罪犯活活笑死，真是"聪明 "绝顶的创造！许云峰曾在渣滓洞被亲美的国民党军官威胁："你能抗的过美国人发明的上百种刑罚吗？"看来欧洲人都酷刑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仍是孜 孜不倦。
以前，我以为中国人禁锢思想，摧残文化，比如八股文的盛行，文字狱的出现。现在我知道，中国在禁锢思想方面和欧洲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此后至十七世纪前后，1200年间，欧洲不允许印刷（这等于掐断了文化的根源），不允许进行"异端" 的科学研究，不许进行宗教上的辩论，更不允许在文化，艺术上有"异端"的创作。在西班牙，争论圣经的人，男的活埋，女的活活烧死。在德国加上一条：异端被 处决后，财产归告密者所有。而在法国，所谓文明的法国，17世纪初期，如果你胆敢手持一张有印刷字体的纸张，就会被判处死刑。德意志的反异端法和宗教裁判 所闻名欧洲，列国也纷纷效法。好容易到了马丁。路德实施宗教改革，而日内瓦新教皇加尔文仍不允许唱歌，跳舞，做游戏，穿漂亮的衣服，仍旧禁止音乐，并且残 酷的镇压再洗礼派。祖祖辈辈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人民却不能看圣经，这是一个极端奇怪的现象，因为圣经只能用希伯莱和古希腊两种文字抄写成书，即使看也看不 懂，直到宗教改革，欧洲的老百姓才第一次看到用自己民族文字书写的圣经，这样禁锢思想破坏文化的的民族，难怪面对黑死病的流行而束手无策，难怪文盲遍地， 以至于创立医学仅有200多年的历史。 www.6park.com
中国有焚书坑儒，欧洲可谓无书可焚，无儒可坑。中国，我想法家和儒家是不会发生械斗的，而陆王与程朱两派理学的斗争，也仅限于辩论的范围而已，最 多纠集点儒生狠狠吵一架。虽然中国多宗教，多信仰，但是宗教战争是没有的，中国什么样的宗教，也不至于动辄以教义为依据，对人民横加死刑。
死刑！死刑！死刑！欧洲莫名其妙的设立了很多死刑的名目。
胡斯和哲罗姆因反对教会的盘剥被处以死刑，布鲁诺因赞成哥白尼的学说被处以死刑，托马斯。莫尔因拒绝承认英王为宗教领袖被处以死刑（内脏被掏出烤 熟后喂给畜生），而塞尔维特因为在血液循环上有一点新的发现，居然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活活烤死。康帕内拉因为撰写一部被监禁了27年，有功于国，在战争中 献出一条手臂的的塞万提斯因得罪教会，被剥夺教籍，失去工作的权利，最后悲惨的死在贫民窟！至于拉伯雷，他是侥幸从暴徒手中逃脱的，协助他发行的好友却死 于乱棍之下！连米开朗哲罗都因为在中有了"异端"的创造倾向，而险些被教会起诉…上古的时候，欧洲人就杀害了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伊索，中世纪的时候更是变 本加厉的残害文明精英。欧洲文明，你有为你撒播种子的农夫，但是你有土壤吗？若说是生长壮大，也是在几百年以后。而在这之前，你要经受过多少次的焚烧，毁 坏和灭绝啊！
中国的八股文，设立的时间最多只有 600年，而欧洲的宗教极端统治是1200年，若说和他们比较摧残文明，禁锢思想的能耐，这一点我们东方人只好服输。因为倘若李时珍，徐光启，曹雪芹，祖 冲之，李白，杜甫，马均，孙思邈这样的人在欧洲，恐怕已经死了几百次了，更不要说的作者施耐庵！
中国曾经出现了一些百年不遇的混蛋统治者。隋炀帝，明武宗，秦二世，桀，纣，桓灵二帝……但是，请你相信我，这样的暴徒和禽兽型的统治者，在中国 若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那么在欧洲，他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同类，而且荒淫之极，凶暴之深，都远远超过中国的这些恶棍！ www.6park.com
罗马皇帝尼禄，这个舅舅与外甥女结婚生下的怪物，幼年时看到他母亲杀死他的父亲，大受启发，成年后嗜血成性，为了夺取权利，先将他母亲的坐船凿 沉，因其未死，更派遣武士追杀。对怀孕的妻子干脆一剑刺死。除了挥霍和滥杀以外，竟突发奇想的忽然焚烧了整个罗马，大火连日不绝，百姓死亡无数，他却站在 阳台上哈哈大笑，至于纵火的原因，至今没有准确的说法。大概只能归结为"精神不太正常"了事。东方也有过因战争引起的大破坏，但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破坏行 为，恐怕连世界历史里也难找到地二个。
格拉克拉，这个罗马尼亚的大公，做出的事情更是荒谬绝伦。因见中亚商人不行脱帽礼，便残忍的将中亚商人的帽子钉在脑袋上。为了显示威严，在宫殿门 口插上几十个高大的铁签子，将活人象穿烤肉一样穿起来，并且日日更换新人，名为伸张正义。实际上只能显示他是个心理不正常的人，，而女王玛格里特三世居然 拥有一个用12岁以下少女的鲜血灌成的游泳池，最后吓的凡家里有少女的文武大臣都纷纷逃亡。我不知道他们的残暴是否能比的上中国的纣王，但是我知道，纣王 拥有的是酒池肉林，这是他奢侈的表现，依仗镇压反抗的是炮烙和虿盆，这是他残暴的象征。格拉克拉的人肉林和玛格里特的人血池，只让我感到残暴和奢侈都远远 超过纣- ――尤其是他们丧失人性的"想象力 "！以前看中国历史，当我看到唐中宗的女儿将他毒死后，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人性，但当我看到罗马皇帝塞维被他女儿女婿活活打死，马上将尸体扔到大街上示众， 并且悍然用马车倾轧以后，我不禁惊叹：好一个文明的民族！中国即使有杀父弑君的恶行，也没有这样疯狂，无耻，没有天良和明目张胆的事例啊！伊凡雷帝虽然伟 大，但是他也难以改掉欧洲人传统的野性，最终将他的皇太子亲手用权杖砸死，而恺撒，他是被自己的私生子白鲁德刺了致命的一刀…当我看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 个弱智皇帝司马衷的时候，我觉得可笑且可耻。但了解了不到一半欧洲历史的时候，居然发现了一群弱智皇帝或国王，除了前面提到的格拉克拉以外，法国的查理六 世是精神病，俄国的费多尔沙皇是胎里带的傻子，罗马君主克劳狄小儿麻痹兼白痴，另一个罗马皇帝霍诺留虽然智残，但相对稍微清醒一点，
因为他还没有忘记杀害保卫罗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并且大肆株连！
以前听说隋炀帝强奸自己亲妹妹的时候，觉得令人发指。回过头在看欧洲人的作为，不禁哑然失笑。希腊人有亲姐弟通婚的伟大传统（埃及艳后的丈夫就是 他的亲弟弟），而在罗马，舅舅可以娶亲外甥女，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以结婚。至于希腊传说里所讲的，一个王子杀自己的父亲，娶自己的母亲，并且和自己母亲生了 四个孩子的文明事迹，更能揭示欧洲乱伦文化的根深蒂固…。这样的乱伦习惯似乎已成悠久传统，希特勒的第一个情人吉莉就是他的外甥女，我不知道是否是罗马文 明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延续？！以前看到过一个对皇帝的评论，说：明武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混蛋皇帝，理由是他和大臣的妻子通奸。而在欧洲，由于皇帝不允许纳 妾，于是在各个国家的宫殿里，普遍的出现了国王和大臣的妻子有染的性丑剧，说欧洲的宫廷是换妻俱乐部也许并不很过分。乃至于上行下效，终于在公元10世 纪，形成了一种上蒸下淫，男女混居的民间"文化"。若真以混蛋的标准来衡量明武宗，那么欧洲的君主则纷纷成为混蛋，其传统当然也因该叫做：混蛋传统。伊丽 莎白一世就是这种传统的产物。伟大的拿破仑绿帽缤纷，优秀的彼德雪王的皇后在后宫大量饲养男宠，强悍的伊凡雷帝强暴儿媳。痴情的马利女王为情夫报仇谋害亲 夫…如此鸡飞狗跳的高贵宫廷，想必也是因这种悠远的文化影响而至。如果恺撒在出使小亚细亚的时候，不和国王尼科美斯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他还是值得我佩服 的。因为恺撒有很多头衔，终身独裁官，国家元首等等…但是从小亚细亚回来以后，他又多了个称谓：王后的情敌。请看看这首讽刺恺撒同性恋的歌词：恺撒征服了 高卢啊，尼科美斯征服了他。恺撒英勇凯旋了啊，因为他征服了罗马。尼科美斯没有凯旋，可是征服了恺撒！
有的人说：欧洲人光明磊落，原因是产生矛盾以后，不勾心斗角，而是采用决斗的方式。我不知道中国的流氓相互抽死签（形式和决斗很相似）是否也属于 光明磊落的一种，我想让这样的人看看，欧洲人是怎样的"光明磊落"。亚历山大，希腊和马其顿的统治者，对触犯他的人毫不留情，先杀自己恩师亚里士多德的侄 子，后奋起一枪，亲手刺死自己的救命恩人（欧洲人总是喜欢自己动手），杀功臣的本领绝不在朱元璋之下。尤其可耻的是，他杀害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时，竟 装疯卖傻，伪装喝下“神水”后神智不清，杀害自己父亲的老部下时，手段居然是派刺客暗害――-这是朱元璋所做不到的一种诡计。亚历山大号称宇宙四方之王和 埃及的法老，但是倘或说他是“光明磊落”，那我实在不敢苟同。
教皇，在欧洲是被列国尊重的角色，欧洲的君主和国王都用亲切的口语称之为"爸爸"。就是这些欧洲人的好爸爸们，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伪造了一份的 圣旨，欺骗欧洲各国定期或不定期的向他出让土地，诈骗延续了700多年，才被那不勒斯的历史学家瓦拉揭穿。堂堂教皇，做劳改犯的勾当，而且诈骗时间之长， 诈骗财富之多，真是空前绝后。劳改队里有句话，叫：宁交十个王八蛋，不交一个诈骗犯，教皇啊，欧洲各个国王的父亲，让我怎么评价你呢？！
更可耻的诈骗还不只是这件事！
欧洲在16，17世纪的时候，教会大量向民间出售"免罪符"，即购买免罪符的人，灵魂可以直升天堂。欺骗民众也罢了，还把他们尊崇的圣人不当人 看：随便拿一块破毯子，胡说是基督用过的，随便找一块破头巾，说是圣母玛利亚戴过的，最无耻的是用猪，羊等畜生的骨头冒充圣彼德的遗骨，5个金币出售一 块。倘若这个第一教皇在天有灵的话，怕是要在天堂里失声痛哭了。至于用一堆鸡毛冒充天使的羽毛出售，他们就更不难做出。
在德国，40余年以内，出现过4次农民起义，鞋会起义（鞋是代表贫苦农民的标志），领主和爵士们欺骗农民，假装签定和约，然后瓦解农民军，最后进 行血腥镇压。土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先后两次爆发起义，德国统治者都不厌其烦的反复使用这样的手段：签定和约――解散义军――屠杀农民，中国人尚且知道君 无戏言，欧洲的君主们无耻已经到了极点。
同样，在英国和法国，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方式变了变，是诱骗农民军的领袖去谈判，然后马上拘捕，杀害，他们对待扎克雷起义领袖卡勒如此， 对待英国农民领袖泰勒亦如此。海地独立领袖杜桑。卢维杜尔，也是被拿破仑用诱骗的方式抓捕的――-欧洲人的光明磊落？体现在哪里？难道是体现在丹特士先光 明磊落的偷普希金的老婆，再在决斗中杀害普希金吗？
最让人吃惊的是，俄国出现过假沙皇。在俄罗斯，皇叔叔伊斯基为了谋取权利，居然从立陶宛找来一个英俊高大，潇洒倜傥的流氓来冒充去世多年的皇子季 米特里，而且假沙皇在俄国先后出现了两次，真是世界宫廷史上的一幕超级滑稽剧，也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奇迹"！这样的例子在文明的欧洲不胜枚举……
伊凡雷帝上杀国舅，皇叔，下诛太子，其母为家族权臣谋害，其子被波里斯暗杀，而波里斯也死的糊里糊涂，一个时代的宫廷，就杀的如此昏天黑地。
1000年来，有20个教皇死于非命，10个教皇死因至今不明，这就是欧洲的光明磊落。
空前绝后的，难以想象的诈骗，丑闻，残酷，荒谬和滑稽剧，在欧洲不知出现过多少次。想看比中国历史黑暗，恐怖，恶心，愚昧数倍的历史吗？那么我向你推荐欧洲。
其实欧洲人并不笨拙。腓尼基人所称道的世界7大奇迹中，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外，其余5个都出现在欧洲。但是，金字塔屹立了几千年，空中花园也在本世纪后期被考古学家发现了，而欧洲的5大奇迹呢？我们看看他们的结局。
宙斯神像：这个高15米的大型雕像由于是用宝石，象牙和黄金装饰的，在树立了200年左右，就被希腊老百姓和一些走私犯推倒瓜分，连制成身体部分 的乌木都被贪婪的分割――希腊人对待他们崇奉的神灵的态度，和罗马教皇区别不大，前者是生拆了卖钱，后者是用牲口的骨头冒充圣骨骗钱。阿泰密斯神庙，公元 前356 年由于战争毁灭于大火，重建后，于公元262年再次被焚烧。
罗德港太阳神巨像：由于建立的位置接近地震带，在竣工半个世纪以后即崩塌。
摩索拉斯陵墓：光建造的时间就耗费了40多年，但仍然由于当时对地理情况的无知，导致在15世纪的大地震中毁灭，陪葬的财宝去向不明。
亚历山大灯塔：这个高达120多米的建筑幸运的存在了一千多年，仍因为年久失修和地震而毁灭了。
欧洲文明怎么了？！
倘若君王陵墓和太阳神像的毁灭是因为天灾，亚历山大灯塔倒塌的缘故，一半可归咎于天灾，一半应归咎于人们对古典文化保护的忽略，那么神庙和宙斯像 则纯粹是毁在欧洲人自己的手里！非洲的金字塔，亚洲居鲁士陵墓，秦始皇陵，万里长城，空中花园，吴哥窟，泰姬陵，故宫，孔林，甚至已经消失的美洲玛雅人的 金字塔都保存了下来，欧洲人怎么了？是头脑有问题，是运气不好，还是其他希奇古怪的原因，导致了5大奇迹的毁灭？！
有人说："德国人维修，保护旧建筑所消耗的钱，几乎可以盖高楼大厦了，因为德国人有一种传统的爱心！"言语之间充满崇拜之情。我想告诉这种人：德 国要是再不保护点旧的建筑，怕是什么古迹也找不到了！前面提到过的焚毁罗马和二次大战（德国传统爱心的激烈表现）姑且不论，30年战争中德国的建筑毁灭了 六分之五，德国人不仅自己烧，还邀请别的国家的军队来协助破坏――-30年战争爆发于1618年。倘若能在德国看到一幢五，六百年前的大型文化建筑，我想 那真是很难得了。
说到这里，我不想在多谈西方的历史。我只希望那些信奉柏杨，或者里宣扬的思想的人们，动点脑子，好好看点书，看些世界历史，或者东西方关于宗教， 哲学的著作。倘若觉得难读，那么看陈必祥先生编写的少儿读物也可以。看关于欧洲古典文化的幼儿读物也可以。总之。希望不要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混混噩噩， 自充渊博，乱做评论，乱发牢骚，还把自己当做是思想进步且很有个性的明白人。以至于说出：”朝鲜人是劣等民族，韩国人是优秀民族。“的荒唐话来。
另外，有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言论，比如：中国人就是生孩子的能耐大，什么也不行。还有：中国人人种本来就不好。甚至于：法国人管中国人叫婊子（说话时语气平稳安详，充满肯定的态度）。我想和这样的人说："你母亲也是中国人，是不是…"
至于还有人说说：“蒙古人能统治中国，所以说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则是逻辑昏乱的傻话。中国被蒙古统治了89年而俄罗斯被统治了两个半世纪，东罗马帝国就是被曾受蒙古统治过的土耳其人灭掉的，依照这样的说法，岂不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偏激的歧视自己是没有必要的。
希腊曾受过异族的千年统治，不知道自卑者们是否有兴趣借此贬低西方文化？ www.6park.com
五胡乱华的时代，也正是西罗马灭亡的时期，匈奴人不仅攻破了长安，同样也打进了拉文那。对于自卑狂们来讲，他们只会强调中国蒙受的耻辱，然后再发 表文化劣根性的言论，至于西方，似乎罗马城的焚烧都能代表西方的一片光明。――他们绝不会说只言片语的不好，因为他们多数根本不了解西方，也懒得了解。 [注：伦巴第，阿拉伯亦侵略过东罗马]东西方历史都有过黑暗和屈辱，文化上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和罗马都多次经历过外邦的入侵，都尝受过割地，赔款的 滋味。我们的一些同胞，何必苦苦自辱，煞费苦心的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呢…在海外，中国人素质底，被人看不起，是因为缺乏教育，说句直白的话：我们的教育经 费都被八国联军抢光了――他们有抢来的钱兴办教育，然后在辱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劣等文化。洋狗自然摇尾响应，。正常人则应该痛恨他们的祖辈， 而不会憎恨自己的种族！如果我在欧洲或者美国，我看到华人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超速行车，夹个买东西，打架…我不会歧视我的同胞，我会憎恨那些夺走我们财 富的欧洲人 ――-是们造成我们今天的贫穷。造成我们今天的落后，造成国民素质的低下。我宁可迁怒于他们的这一代，也绝不会怯懦的迁怒于我的祖辈。
欧洲人从非洲学来制造面包和火腿，啤酒和咖啡，学会使用太阳历，然后痛骂非洲人劣等。
欧洲人从非洲掠夺黄金和象牙，掠夺各种原材料，用这些财富振兴自己国家的经济，然后斥责非洲人为黑鬼。
欧洲人手捧亚洲传来的圣经，跪拜着基督。耶稣，然后歧视有色人种！他们把黑人赶进贫民窟，不让他们接受应有的教育，然后再辱骂他们人种低劣。
这就是所谓优秀民族的道理，也是洋狗们的道理。
素质的提高靠教育推动。通过挖掘劣根性来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吗？如果把《丑陋的中国人》印刷成13亿册，发给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发给那些偏远地区的文盲，有助于国人素质的提高吗？有此看来，柏杨的智商，还不如一个帮助农民脱盲的乡村教师。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是靠什么发觉劣根性来完成的。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人，信仰天主教的德国人，崇奉神道的日本人和信东正教的俄国人，他们的文化传统，民性，风俗和种族截然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向 强盛，并没有组织一个挖掘劣根性的"骂祖宗团 "去日本神庙或者圣彼德大教堂前骂不绝口，更不是靠改变基因注射药物，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优秀人种。而是依靠改变落后的政治体制，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和进 步。他们靠产业革命，靠统一祖国，靠明治维新。华盛顿，加福尔，丹东是这样做的，孙中山先生也是走同样的道路！资本主义革命，使欧洲摆脱了愚昧和落后，使 教会逐步废弃了反异端法和宗教裁判所。使欧洲的人民能够创造财富，发挥出聪明智慧。资本主义革命，让那里原本无知无学的人懂得尊重科学，创造崭新的文明。 使原本昏昏噩噩的人恢复理智，并发扬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凝聚力。
国王推翻了，极端宗教统治结束了，封建制度垮台了。欧洲依然是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但是让我们看看――革命前后欧洲的命运，是大不一样了！这如同在 整个欧洲历史上划出一道闪亮耀眼的鸿沟。完善国家体制，发展生产力才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克伦威尔等革命家都是在为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而奋斗，而没有 一个人成天抱头苦思：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在哪呢…？当年破坏孔林的红卫兵领袖潭厚英都知道反省，企图通过挖掘“劣根性”来救国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反思一下 吗
砸烂文化以求救国，那是匪夷所想。
伏尔泰告诉法国人：我们不必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吃惊，以至于认为其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善的――伏尔泰强调的是：体制。
卢梭，他提出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是谈及体制，而非高喊：彻底砸烂天主教！可是曾经有人高喊：彻底砸烂孔家店，这样做，真的能救中国吗，让我们回头看看…能吗。
邓小平同志让中国走向强盛，不是搞批林批孔批宋江，他所做的的是改革体制，发展生产力――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应该有所体会。
拯救中国，靠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靠顺应时代的革者，不靠柏杨，更不可能依靠聂元梓，蒯大富之流。辛亥革命被认可，而文化大革命则被否认。一切用 偏激的手段破坏文化以求进步的运动，只能在历史中暴露出自身的劣根性，甚至残忍和愚蠢。纳粹党和塔利班，以及一些激进分子妄图用彻底焚毁一类文化的手段， 来换取。
所谓的成就，即使没有战争，这种人也必然失败。
不要迁怒于古人，那不叫本事。
宋朝官制腐败，兵制存在严重的缺点，因此导致被人欺凌，后代的人只会鄙薄他们，而不会冲强盛的汉朝，唐朝时期的人发牢骚。中国在世界领先了 2000年，传到我们手里，落后了。返躬自省，勇而知耻是必要的，是对的，但是勇而知耻不代表迁怒于强盛的祖先，而是应该在落后的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好比接力赛跑，跑在前面的人本来是领先的，然后接力棒传到后来者的手中却落后了，如果后来者挖空心思的去埋怨领先的人，而不去找自己落后的原因，那么我觉得这不仅是怯懦，甚至是无耻。
我绝对不相信自卑狂和以侮辱自己民族为乐的人能振兴任何国家，但我知道欠缺基本历史知识{他们多数居然连戴里克先和罗穆路斯都不知道），却又大言 不惭的发表谬论。肆意诋毁东方文明，证实自己是劣等民族的人已经在中国有了市场。在他们的眼里，自尊是愚蠢而保守的，自强是无望的，自己是事实求是的，而 自渎是最快乐的！他们的理论依据，不过是片面和无知两大法宝，我深信这些人多数拥有一颗卖国无门的热切之心。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取长补短，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100O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可是我们民族的一些败类，无知者和糊涂虫，却如此盲目的崇拜西 方的所有“文明”。对西方的一切东西统统吞噬在灵魂里，不分好坏，不知好歹，不识香臭，不区别精粹和腐朽。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会说，但是有谁真的去做了呢。难道我们的妇女废弃缠足，就是为了去隆胸吗？难道我们协助外国人挖苦自己随地吐痰，就是为了学习他们的同性恋和传播爱滋病的本事吗？
譬如我们羡慕一个发达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的是他先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人权和法律意识。至于他的缺点：散 漫，荒唐，怯懦，颓废则不必学，更不应该去效仿他们的“劣根性”，以至于导致了大城市爆发同性恋大游行。还有的人，高喊：不养狗就是没有爱心的表现。抱着 疼着爱着哈巴狗，却把自己的父母抛在养老院，几个月不看望一次。这种人属于取其糟粕，弃其菁华。崇拜西方到了颠三倒四的境界，终于养狗也不养父母。
一个人除了生命，还有民族。
欧洲人及其他们的后裔有天主教，基督教，阿拉伯人，印尼人和伊朗人有伊斯兰教，印度人有印度教…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偏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地 位？！倘或传统文化中因包含一些缺陷和过时的东西，而就一定要被定性为"封建社会"的象征，那么，把欧洲带入黑暗的罗马天主教会又该当何罪？！如果传统文 化注定要压迫妇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天主教注定要禁止离婚和永远反对异端？！马丁路德能改革"神"设立的天主教，我们就不能改进先人设立的思想和文 明吗…
任何民族都没有权利丧失自信，或妄自菲薄。没有自信和自尊的人本没有出路，何况是民族！1609年，荷兰的资产阶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比法国领先了将近200年，但是法国人还是从很多方面超过了他们！
中国在明朝中期的发明是当时世界的百分之70[我们这一代人恐怕连百分之7都没有），当时向来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既然能超过我们，我们决不可以失去超过他们的信心和希望。
去年秋天，我来到北京。站在十三陵面前，我肃然起敬，又不禁深感惭愧…
那几代人，统治着整个东亚和东南亚，让遥远的俄罗斯和波斯，强大的印度俯首屈膝，那几代人，驱赶了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并让他们付出土地的代 价，占领了吐蕃和新疆，打败了自命不凡的日本人和强悍的荷兰人，把持着几乎所有周遍国家的命运，并且让航线一直通向非洲，给他们带来友谊，文明和文化的交 流，而绝不是西方式的杀戮和破坏。数百年来无敌于天下。而我们，我在想：相比之下，我辈真是卑劣的罪人！…是的，黄河再渊远流长也要汇入大海，但是蔚蓝色 的大海不是由一条多瑙河的水汇集而成的。
勇而知耻！！不错的。
清醒的中国人从自我做起吧。
学者甘阳劝言中国不能重蹈土耳其覆辙――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当前我国的改革中存在着很多误区，许多改革是“除善扬恶”，譬如，一味主张竞争、个人主义和物质崇拜，一味推崇私有化，丑化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精神，一味宣
扬财富权力至上而扬弃民主、平等与自由，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盲目迷信和照搬，思维方式有问题。因此，读读这篇文章可以提高思辩方法。中国是一个具有
5000年历史的成熟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在道路选择上却显得如此慌忙急乱，这或许是挨打和贫穷的原因。随着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恢复自我意识的时期已经
到来。中国不可能走土耳其全面西化的道路，一个大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模式，如何坚持好的传统，引进先进的东西，是下一阶段中国学者的重要任务。中国要避免
“自宫式改革”，但也不能过于保守。尽管“自宫式的改革”不可取，但局部手术式的变革还是需要的。尽管要避免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一度表现出的要“文明换
种”，但“杂种优势”这个道理还是不能忽视。譬如我们既不能丢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利兼顾”这些历史传统，又要好好吸收西方的人权文明和民主文
明。盲目模仿和过分的保守与固步自封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大碍。还是要拿掉肌体中一些坏的地方，嫁接移植上好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中国：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香港学者 甘阳
2005年5月12日
一、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巨大文明！
问：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 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的国家（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s 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 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 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 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 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 “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 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 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 “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
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 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粱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 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粱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 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粱启超的这种“中国 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 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 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粱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 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粱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 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 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粱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
粱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 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 在粱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象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 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在我看来，如果粱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 “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二、土耳其在“自我撕裂”状态中难以自拔
问：你在不久前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中曾特别推崇胡适九十年前写的“非留学篇”，现在又特别提及粱任公同样写于九十年前的“大中华发刊词”等，但这些毕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纪是否会显得太不“现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为21世纪是加速全球化的时代，粱启超等当年坚持的“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了新的现实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说，粱启超等这一“文明－国家”的视野，早已预示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 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 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 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 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 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 子，正就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 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20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 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 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 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 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 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 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 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 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 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 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 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 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 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 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 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 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 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 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 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游行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 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 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 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 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 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 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 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 制。换言之，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让它脱离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则处于无论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时无论如何复兴 伊斯兰仍得自我压抑的状态。可以预言，土耳其将会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撕裂“的状态中而难以自拔。
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友人陈方正教授对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对土耳其道路显然是比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大概是认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为中 国现代化道路的榜样，因为土耳其代表了最彻底抛弃传统、最彻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后，他也同样认识到，土耳其道路的结果是一个自我撕裂的社会，如他在其 研究的结论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中的伊斯兰传统与国家的世俗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神经紧张，甚至有点神经分裂的民族。换言之， 凯末尔创造了一个能跻身于‘正常’现代国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灵魂深处她是抑郁，不欢畅的，在将来，也看不出它恢复往日光辉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问，凯 末尔主义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确”的道路吗？这种现代化道路虽然“摆脱了历史、传统、宗教对土耳其的困扰，但同时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 生机”，这值得向往吗？
三、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自我撕裂式的现代化？
问：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但这种为了现代化反而导致“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的不幸状况，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答：我们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明教教主，为了练一门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称为“本门武 功心法首在自宫“。其实很多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自宫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要练现代化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土耳其无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彻 底而已。但一个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练了武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从前曾多次引用过伯林（IsaiahBerlin）强调个人自由与“族群归属” （belonging）同为最基本终极价值的看法，现在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欢乐，反而导致其“在灵魂深处是 抑郁而不欢畅”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土耳其这种“自宫式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满足土耳其人的“族群归属感”，反而割掉了这种归属，就象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 生殖器，怎么可能快乐？让我再次引用柏林在其自传性的“
我生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表述的观点：......（变体）
土耳其的改革是否促进了个人自由暂且不论，但土耳其现代领袖们要求土耳其人割掉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和西方人，只能徒然造成土耳其人的 内心困扰。因为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不可能“分享一种共同的......(变体）从而也就不可能与欧洲人形成"......"。恰恰相反，在欧洲人和西方人这 个共同体中，土耳其人只能感受到“孤独”，只能感觉“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种群体性的孤独感和不为人理解的极度沮丧感，自然只能导致土耳其人“在 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说到底，欧洲和西方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土耳其人的共同体，土耳其人在那里不可能找到归属感。除非土耳其人成了欧洲和西方的领袖国 家，所有欧洲人和西方人都说土耳其话甚至改信伊斯兰教，那样则土耳其人自然就会感到“灵魂深处极度欢畅”了，不过那样的话欧洲人西方人就会感到“在灵魂深 处极度抑郁而不欢畅”了。
四、澳大利亚与俄罗斯“文明换种”的企图
问：不过亨廷顿所说的这种“自我撕裂的国家”是不是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时比较普遍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是否不存在“自我撕裂”的问题？
答：那也未必。亨廷顿指出，澳大利亚就是西方国家想要加入亚洲文明的第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90年代初提倡澳大利亚应该“融入亚洲”而脱 离英联邦，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争论问题。但亨廷顿认为基廷等人这种“脱欧入亚”的想法不免是为了急于挤进东亚经济繁荣圈而忽视了自己的文明归属。
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西方文明，还是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亚洲文明，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却 是几乎不可能的，并非如西方学院派以为的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出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种“文明换种”的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三 个条件中有一个不能满足，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本土精英阶层能形成高度共识愿意“文明换种”；第二，本土民众至少不反对 “换种”；第三，接受一方文明共同体的认可接纳。以澳大利亚的“脱欧入亚”问题而言，上述三个条件一个都不满足。首先，澳大利亚精英阶层无法就此达成共 识，而是恰恰为此分裂而争论不休；第二，澳大利亚民众也同样为此意见极端分裂；第三，亚洲各国普遍不承认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方面说，澳大 利亚能否融入亚洲社会首先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亚洲文化和社会有多大程度的了解；而马来西亚方面则直截了当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 家，因此没有资格成为东亚经济论坛的成员国。亨廷顿因此说，澳大利亚实际只有两个选择，亦即要么放弃“脱欧入亚”的想法，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 认同，要么澳大利亚就只能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反过来，就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情况而言，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曾一度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两个，亦即第一，土耳其精英阶层在 凯末尔时代曾经达成“文明换种“的高度共识；第二，土耳其民众在相当时期至少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但问题是，土耳其无法具备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西方国家普 遍不承认土耳其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这种”文明上的拒绝“反过来必然极大地伤害土耳其精英和民众的自尊，从而必然逐渐瓦解土耳其曾经达成的 精英共识和民众认可，导致土耳其成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
非西方国家想“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主要例子则自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与土耳其一样，从来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属于拜占廷文明和东正教。 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千方百计想成为欧洲文明一分子，而到苏联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更力图攀亲戚地说“我们是欧洲人，因为老俄国与欧洲同属于基 督教”。但在亨廷顿看来，这纯粹属于自作多情，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徒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因为”欧洲“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拜占 廷的概念，而西方基督教本身首先就是排除东正教的概念。事实上俄罗斯想要挤进西方文明的困难性比土耳其还要大，因为上述“文明换种”的三个条件俄罗斯几乎 每一个都不具备。
首先，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的“西化派”始终是少数，无法压倒精英阶层中的“斯拉夫派”，事实上俄罗斯作家在西方最有名的也恰恰主要是强烈主张斯拉夫 主义的作家，例如从前的陀斯多耶夫斯基和现在的索尔仁尼琴；其次，俄罗斯民众即使向往西方，但历史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自豪感使他们很难接受一切以西方 为马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绝不会把俄国看成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总是看作西方的“它者”，因此不管“北约“如何东扩，不会扩大到把俄罗斯也包纳进 来，否则“北约”就不知所谓了；而“欧盟“无论如何扩大也同样不会包括俄罗斯。总之，在西方看来，俄国永远是俄国，不是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这种“文明上 的拒斥”自然极端刺激俄罗斯人走向“反西方”的心理。
五、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远比自由派和左派更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
问：你似乎一向对亨廷顿评价甚高，这与中国知识界强烈批判亨廷顿的主流倾向很不一致。现在你又以粱启超九十年前的“国性论”来印证亨廷顿的“文明论”，这不免让人有点惊讶。
答：我个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西方思想界基本乏善可陈，大多都没有摆脱20世纪的旧思维。我们尤其可以注意一个悖论，即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一方 面总是摆出一种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道德架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永远跳不出“西方中心论”，从罗尔斯的《万民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号称左派的哈 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以及号称激进左派杰作的《帝国》等书，全都是最地道的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视野里实际从来没有非西方文明的问题。
我很庆幸自己在芝加哥从学的师长大多是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这些西方保守派思想家当然都是西方中心论者，但他们通常对于古老文明有一份“敬畏”之 心，常常更愿意悉心体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最深刻差异；他们绝不会象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那样天真地相信，文明的源头对人类已经不相干，好象今后人类将融合为一 个全球一体的“普世文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1996），正是从西方保守派的视野出发，驳斥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学界的种种“西方化 普世文明”幻觉，突出强调各大非西方文明不但没有失去意义，而且在21世纪将强有力改变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局面。因此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在亨廷 顿看来并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世纪”，而是一个“多文明并存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有文明冲突的可能，而如何避免冲突的恶性化则有赖于不同 文明之间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亨廷顿这样的西方保守派思想家，恰恰远比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更能真正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更能正视非西方文明特别 是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文明绝不会甘心屈从西方文明霸权的强烈意志。在我看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是冷战后少有的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前瞻 力而进入21世纪思维的著作。
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这就是上述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 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第二类是主张为了反对西方化就必须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国家的态度；但另一类，也是亨廷顿 认为最成功的一类国家，则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他认为这后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伊斯兰国家在1870－1920年间亦曾试图走这种道 路，但都不成功）。
六、现代化过程中的“去西方化”和“全盘西化”表现
按亨廷顿的观察，在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较成功国家中，现代化过程往往可以划分出两个不同阶段，亦即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或早期阶段，推进现代化 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西方化的过程，这是因为改革的早期阶段必然要向西方学习；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或较成熟阶段，则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越是发达，往往越是 表现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和复兴“本己文化”(indigenousculture)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两个正好相反 的原因所促成的：首先，如果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成果显著，社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大为提高，总体国力不断提升，将激励这个社会对自己文明产生更强的自信 和自豪，从而对本己文明形成更肯认的态度，这种自我肯认的立场必然要求争取本国对于西方的更大独立自主，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具有“去西方化”的倾向；但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必然伴随着异化和脱序的过程，现代化进程越是迅猛，异化和脱序的现象也就越是严重，亦即现代化负面后果日益明显，传统纽带 和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急剧分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个体层面上的焦虑和认同危机。
这种非西方国家在转型时期的焦虑和认同危机，在亨廷顿看来同样导致“去西方化”和肯认本己文明的倾向，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种焦虑和认同危机常常表现 为社会民众与新权贵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由于新权贵利益集团往往否认这种社会焦虑和认同危机的正当性，往往鄙视本土文明本身而主张进一步西方化，因 此社会大众与新权贵集团的紧张冲突也就常常表现为要否“去西方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是新权贵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 舆论资源，压倒了社会的“去西方化”倾向，如此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逐步走向土耳其式“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 家”。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前述由现代化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促成的两种“去西方化”倾向逐渐合流，亦即由现代化正面效果导致的对本己文明的自信催生了新一 代精英阶层，这一新精英阶层具有强烈肯认本己文明而“去西方化”的倾向（西方学界所谓“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从而与民众的“去西方化”倾向合流，如 此则这个国家将以强烈的自我意志而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七、中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还是走一条“现代化但不西方化”的道路？
问：如此说来，似乎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从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答：我以为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的这最初几年，似乎正在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现代化第二阶段。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晚近数年来中国人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往往与“美国”有关，本来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人应该没有必要为美国的事自己吵架，但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有部分中国知识分 子强烈地希望并主张，中国应该在一切问题上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要哭美国所哭，笑美国所笑，甚至急美国所急，想美国所想，即使作不了美国 人至少也可以想象如何作“一夜美国人”。但是这种倾向和主张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却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和反弹，从而引发广泛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的实质其实是 “文明认同”的问题，亦即中国要中国化，还是中国要美国化？究竟中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还是美国的立场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 益？主张“美国化”的人实际也就是主张中国应该走土耳其道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土耳其道路，也不知道这种道路只能导致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而主张“中国化”的人则是主张“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问：你认为这一“文明认同”的争论哪一方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答：我相信中国将会选择“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国家，中国的悠久文明历史决定了它是一个有“文明欲望”的大国，是一 个有它自己“文明利益”的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满足于仅仅作一个土耳其那样的三流国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此外，应该说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造就了 一个相当倨傲不逊的中国民众，他们不会接受一个一切都要听西方的中国。同时我们实际可以注意，西方学界所谓的“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已经开始在中国出 现，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中国新生代知识精英在思想、知识和倾向方面都相当不同于他们的老师一辈，他们对中国文明具有更为肯认的态度，对中国经典表现出强烈的 兴趣，今后那种任意鄙视中国文明传统的人将会被新生代知识精英看成是一种文化肤浅而缺乏教养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将促使中国在21世纪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 国家。
八、复古也是一种革命
问：你的意思似乎是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答：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钟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 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 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中国：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
香港学者 甘阳
2005年5月12日
一、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巨大文明！
问：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 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的国家（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s 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 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 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 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 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 “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 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 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 “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
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 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粱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 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粱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 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粱启超的这种“中国 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 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 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粱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 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粱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 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 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粱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
粱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作为“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 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图， 在粱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象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 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死亡。在我看来，如果粱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 “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二、土耳其在“自我撕裂”状态中难以自拔
问：你在不久前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中曾特别推崇胡适九十年前写的“非留学篇”，现在又特别提及粱任公同样写于九十年前的“大中华发刊词”等，但这些毕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纪是否会显得太不“现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为21世纪是加速全球化的时代，粱启超等当年坚持的“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了新的现实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说，粱启超等这一“文明－国家”的视野，早已预示了冷战结束后西方学界亨廷顿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21世纪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个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否与其固有“文明母体”具有亲和性，是否能植根于其固有文明 母体。亨廷顿认为如果一个现代“国家”不能植根于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体”，而是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力图想“换种”而进入一个本不属于她 的“其他文明母体”，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丧的。他的这个看法其实正是粱 启超当年提出所谓“国性”即“文明性”的着眼点。在粱启超看来，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说的“国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蕴，相反，有些国家“本无国性”，有些国 家则是“国性未成熟者”，这些国家虽然也可以进入现代，但其进入现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为代价的，亦即文明意义上的“亡国”；而正由于原有文明已死， 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问题，这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的国家”的意思。事实上，亨廷顿举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的例 子，正就是粱启超当年一再要中国人引以为戒的“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于，粱启超当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土 耳其“欲孵化为一别体而不成”的命运，而亨廷顿则是在20世纪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国家”的困境时来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我们确有必要来看一下 土耳其道路，因为今天不少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提倡中国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 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 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 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 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 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 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 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 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 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 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 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 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 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 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 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 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 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 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游行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 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 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 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 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 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
但土耳其的尴尬在于，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时却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兰的复兴与伊斯兰政党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更加疑 虑更不信任更加视其为“非我族类”，而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政党虽然执政，却并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权力乃在亲西方的军方手中，一 旦伊斯兰政党走过头，土耳其军方必然会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弹压，直接政。由于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过要紧，西方特别是美国绝不会允许土耳其真正脱离西方的控 制。换言之，西方对土耳其的态度实际是既不能让它成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让它脱离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则处于无论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时无论如何复兴 伊斯兰仍得自我压抑的状态。可以预言，土耳其将会长期处于这种“自我撕裂“的状态中而难以自拔。
这里可以顺便提及友人陈方正教授对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对土耳其道路显然是比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发点大概是认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为中 国现代化道路的榜样，因为土耳其代表了最彻底抛弃传统、最彻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后，他也同样认识到，土耳其道路的结果是一个自我撕裂的社会，如他在其 研究的结论中所指出：“由于社会中的伊斯兰传统与国家的世俗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来土耳其始终是一个神经紧张，甚至有点神经分裂的民族。换言之， 凯末尔创造了一个能跻身于‘正常’现代国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灵魂深处她是抑郁，不欢畅的，在将来，也看不出它恢复往日光辉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问，凯 末尔主义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确”的道路吗？这种现代化道路虽然“摆脱了历史、传统、宗教对土耳其的困扰，但同时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 生机”，这值得向往吗？
三、如何避免“自宫式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自我撕裂式的现代化？
问：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但这种为了现代化反而导致“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的不幸状况，到底应该如何解释？
答：我们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称为“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明教教主，为了练一门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称为“本门武 功心法首在自宫“。其实很多现代化理论都是这种“自宫式现代化”理论，认为要练现代化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传统的根，土耳其无非是在这方面走得最彻 底而已。但一个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练了武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从前曾多次引用过伯林（IsaiahBerlin）强调个人自由与“族群归属” （belonging）同为最基本终极价值的看法，现在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欢乐，反而导致其“在灵魂深处是 抑郁而不欢畅”的。这个原因就在于土耳其这种“自宫式现代化道路”不但没有满足土耳其人的“族群归属感”，反而割掉了这种归属，就象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 生殖器，怎么可能快乐？让我再次引用柏林在其自传性的“
我生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表述的观点：......（变体）
土耳其的改革是否促进了个人自由暂且不论，但土耳其现代领袖们要求土耳其人割掉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和西方人，只能徒然造成土耳其人的 内心困扰。因为土耳其人与欧洲人不可能“分享一种共同的......(变体）从而也就不可能与欧洲人形成"......"。恰恰相反，在欧洲人和西方人这 个共同体中，土耳其人只能感受到“孤独”，只能感觉“没有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这种群体性的孤独感和不为人理解的极度沮丧感，自然只能导致土耳其人“在 灵魂深处的抑郁而不欢畅”。说到底，欧洲和西方这个共同体并不是土耳其人的共同体，土耳其人在那里不可能找到归属感。除非土耳其人成了欧洲和西方的领袖国 家，所有欧洲人和西方人都说土耳其话甚至改信伊斯兰教，那样则土耳其人自然就会感到“灵魂深处极度欢畅”了，不过那样的话欧洲人西方人就会感到“在灵魂深 处极度抑郁而不欢畅”了。
四、澳大利亚与俄罗斯“文明换种”的企图
问：不过亨廷顿所说的这种“自我撕裂的国家”是不是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时比较普遍的问题？西方国家中是否不存在“自我撕裂”的问题？
答：那也未必。亨廷顿指出，澳大利亚就是西方国家想要加入亚洲文明的第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90年代初提倡澳大利亚应该“融入亚洲”而脱 离英联邦，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争论问题。但亨廷顿认为基廷等人这种“脱欧入亚”的想法不免是为了急于挤进东亚经济繁荣圈而忽视了自己的文明归属。
在亨廷顿看来，无论是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西方文明，还是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进亚洲文明，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上却 是几乎不可能的，并非如西方学院派以为的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出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种“文明换种”的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三 个条件中有一个不能满足，就会变成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这三个条件是：第一，本土精英阶层能形成高度共识愿意“文明换种”；第二，本土民众至少不反对 “换种”；第三，接受一方文明共同体的认可接纳。以澳大利亚的“脱欧入亚”问题而言，上述三个条件一个都不满足。首先，澳大利亚精英阶层无法就此达成共 识，而是恰恰为此分裂而争论不休；第二，澳大利亚民众也同样为此意见极端分裂；第三，亚洲各国普遍不承认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方面说，澳大 利亚能否融入亚洲社会首先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亚洲文化和社会有多大程度的了解；而马来西亚方面则直截了当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 家，因此没有资格成为东亚经济论坛的成员国。亨廷顿因此说，澳大利亚实际只有两个选择，亦即要么放弃“脱欧入亚”的想法，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 认同，要么澳大利亚就只能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反过来，就非西方国家想要“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情况而言，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曾一度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两个，亦即第一，土耳其精英阶层在 凯末尔时代曾经达成“文明换种“的高度共识；第二，土耳其民众在相当时期至少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但问题是，土耳其无法具备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西方国家普 遍不承认土耳其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这种”文明上的拒绝“反过来必然极大地伤害土耳其精英和民众的自尊，从而必然逐渐瓦解土耳其曾经达成的 精英共识和民众认可，导致土耳其成为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
非西方国家想“文明换种“挤入西方文明的另一个主要例子则自然是俄罗斯。俄罗斯与土耳其一样，从来不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属于拜占廷文明和东正教。 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千方百计想成为欧洲文明一分子，而到苏联改革时代，戈尔巴乔夫更力图攀亲戚地说“我们是欧洲人，因为老俄国与欧洲同属于基 督教”。但在亨廷顿看来，这纯粹属于自作多情，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徒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因为”欧洲“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拜占 廷的概念，而西方基督教本身首先就是排除东正教的概念。事实上俄罗斯想要挤进西方文明的困难性比土耳其还要大，因为上述“文明换种”的三个条件俄罗斯几乎 每一个都不具备。
首先，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的“西化派”始终是少数，无法压倒精英阶层中的“斯拉夫派”，事实上俄罗斯作家在西方最有名的也恰恰主要是强烈主张斯拉夫 主义的作家，例如从前的陀斯多耶夫斯基和现在的索尔仁尼琴；其次，俄罗斯民众即使向往西方，但历史形成的“大俄罗斯主义”自豪感使他们很难接受一切以西方 为马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方绝不会把俄国看成是西方的一部分，而总是看作西方的“它者”，因此不管“北约“如何东扩，不会扩大到把俄罗斯也包纳进 来，否则“北约”就不知所谓了；而“欧盟“无论如何扩大也同样不会包括俄罗斯。总之，在西方看来，俄国永远是俄国，不是西方。而西方对俄罗斯这种“文明上 的拒斥”自然极端刺激俄罗斯人走向“反西方”的心理。
五、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远比自由派和左派更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
问：你似乎一向对亨廷顿评价甚高，这与中国知识界强烈批判亨廷顿的主流倾向很不一致。现在你又以粱启超九十年前的“国性论”来印证亨廷顿的“文明论”，这不免让人有点惊讶。
答：我个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西方思想界基本乏善可陈，大多都没有摆脱20世纪的旧思维。我们尤其可以注意一个悖论，即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一方 面总是摆出一种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道德架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永远跳不出“西方中心论”，从罗尔斯的《万民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号称左派的哈 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以及号称激进左派杰作的《帝国》等书，全都是最地道的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视野里实际从来没有非西方文明的问题。
我很庆幸自己在芝加哥从学的师长大多是西方保守派思想家，这些西方保守派思想家当然都是西方中心论者，但他们通常对于古老文明有一份“敬畏”之 心，常常更愿意悉心体会不同文明之间的最深刻差异；他们绝不会象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那样天真地相信，文明的源头对人类已经不相干，好象今后人类将融合为一 个全球一体的“普世文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1996），正是从西方保守派的视野出发，驳斥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学界的种种“西方化 普世文明”幻觉，突出强调各大非西方文明不但没有失去意义，而且在21世纪将强有力改变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局面。因此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在亨廷 顿看来并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世纪”，而是一个“多文明并存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有文明冲突的可能，而如何避免冲突的恶性化则有赖于不同 文明之间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亨廷顿这样的西方保守派思想家，恰恰远比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更能真正重视非西方文明的潜力和挑战，更能正视非西方文明特别 是中国和俄国这样的大文明绝不会甘心屈从西方文明霸权的强烈意志。在我看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之再造》是冷战后少有的真正具有历史感和前瞻 力而进入21世纪思维的著作。
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是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西方化，这就是上述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 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家”；第二类是主张为了反对西方化就必须反对现代化，这主要是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国家的态度；但另一类，也是亨廷顿 认为最成功的一类国家，则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他认为这后一类现代化道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伊斯兰国家在1870－1920年间亦曾试图走这种道 路，但都不成功）。
六、现代化过程中的“去西方化”和“全盘西化”表现
按亨廷顿的观察，在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的较成功国家中，现代化过程往往可以划分出两个不同阶段，亦即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或早期阶段，推进现代化 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西方化的过程，这是因为改革的早期阶段必然要向西方学习；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或较成熟阶段，则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越是发达，往往越是 表现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和复兴“本己文化”(indigenousculture)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两个正好相反 的原因所促成的：首先，如果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成果显著，社会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大为提高，总体国力不断提升，将激励这个社会对自己文明产生更强的自信 和自豪，从而对本己文明形成更肯认的态度，这种自我肯认的立场必然要求争取本国对于西方的更大独立自主，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具有“去西方化”的倾向；但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必然伴随着异化和脱序的过程，现代化进程越是迅猛，异化和脱序的现象也就越是严重，亦即现代化负面后果日益明显，传统纽带 和社会关系断裂，社会急剧分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个体层面上的焦虑和认同危机。
这种非西方国家在转型时期的焦虑和认同危机，在亨廷顿看来同样导致“去西方化”和肯认本己文明的倾向，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种焦虑和认同危机常常表现 为社会民众与新权贵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由于新权贵利益集团往往否认这种社会焦虑和认同危机的正当性，往往鄙视本土文明本身而主张进一步西方化，因 此社会大众与新权贵集团的紧张冲突也就常常表现为要否“去西方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是新权贵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 舆论资源，压倒了社会的“去西方化”倾向，如此则这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逐步走向土耳其式“凯末尔主义”的全盘西方化道路，其结果则是成为“自我撕裂的国 家”。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前述由现代化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促成的两种“去西方化”倾向逐渐合流，亦即由现代化正面效果导致的对本己文明的自信催生了新一 代精英阶层，这一新精英阶层具有强烈肯认本己文明而“去西方化”的倾向（西方学界所谓“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从而与民众的“去西方化”倾向合流，如 此则这个国家将以强烈的自我意志而走向“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七、中国重蹈土耳其的覆辙，还是走一条“现代化但不西方化”的道路？
问：如此说来，似乎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从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
答：我以为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的这最初几年，似乎正在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现代化第二阶段。例如我们可以注意到，晚近数年来中国人 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往往与“美国”有关，本来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人应该没有必要为美国的事自己吵架，但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因为有部分中国知识分 子强烈地希望并主张，中国应该在一切问题上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要哭美国所哭，笑美国所笑，甚至急美国所急，想美国所想，即使作不了美国 人至少也可以想象如何作“一夜美国人”。但是这种倾向和主张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却引起越来越大的反感和反弹，从而引发广泛的激烈争论。这些争论的实质其实是 “文明认同”的问题，亦即中国要中国化，还是中国要美国化？究竟中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还是美国的立场就是中国的立场，美国的利益就是中国的利 益？主张“美国化”的人实际也就是主张中国应该走土耳其道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土耳其道路，也不知道这种道路只能导致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 而主张“中国化”的人则是主张“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问：你认为这一“文明认同”的争论哪一方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答：我相信中国将会选择“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小国家，中国的悠久文明历史决定了它是一个有“文明欲望”的大国，是一 个有它自己“文明利益”的大国，因此中国不会满足于仅仅作一个土耳其那样的三流国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作西方的附庸。此外，应该说毛泽东时代实际上造就了 一个相当倨傲不逊的中国民众，他们不会接受一个一切都要听西方的中国。同时我们实际可以注意，西方学界所谓的“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现象”已经开始在中国出 现，现在三十岁左右的中国新生代知识精英在思想、知识和倾向方面都相当不同于他们的老师一辈，他们对中国文明具有更为肯认的态度，对中国经典表现出强烈的 兴趣，今后那种任意鄙视中国文明传统的人将会被新生代知识精英看成是一种文化肤浅而缺乏教养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将促使中国在21世纪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 国家。
八、复古也是一种革命
问：你的意思似乎是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答：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钟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 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 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屠城的背后――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巨大耻辱，也是一起深刻的教训。而提及南京大屠杀就不能不说南京保卫战。
最早对南京保卫战提出异议的就是新桂系，李宗仁当时就反对固守南京，主张把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而且也提出了南京之不可守的几个观点，白崇禧作为国民党军 中的翘楚也持相同意见。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将领中也不都是主张坚守的。但是，蒋介石则力主坚守，而唐生智主动请缨担任主官。我们从唐德刚为李宗仁撰 写的回忆录中似乎得到一种认识，那就是假如南京保卫战不是那么激烈的话，也许日寇不至于出现那么大规模的屠杀和报复，而且以后这种观点扩大了，南京保卫战 的得失利弊混同蒋介石、唐生智等个人行为，成为一个比较滑稽的战役出现，现在我们就有必要先来看看蒋介石为什么主张死守南京。
蒋介石和李宗仁不同，李宗仁是作为方面军将领，他可以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白崇禧也是一样，然而，蒋介石不行，他是当时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领，就连我党也 在表面上要承认他领导抗战的责任，所以，他要考虑的是全局和政治影响，南京是中国那时候的首都，如果首都不放一枪抢先逃跑的话，那么中国抗战的军心、民意 应该作何解读呢？再有，作为国民党来说，创始人的陵寝还在南京，总理纪念周上的慷慨陈词还言犹在耳，怎么能就此撒手不管呢？最主要的是蒋百里还在外间奔 走，中国不拿出抗战的决定和举动来，特别是首都的保卫，怎么能让外人相信你中国是始终要抗战的呢？这是蒋介石的考虑，虽说他的这种考虑最后变成了废墟，南 京不但没有守住，而且还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蒋介石的坚守的初衷是本着抗日的基本精神和原理的。
回来再看唐生智，唐生智主动要求镇守南京，可是，他当时手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嫡系武装，而紧急召集的部队也是上海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加之，唐生智本人的身 体不堪繁剧，显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那么，唐生智除了一腔抗日的激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打算呢？蒋介石除了我以上提到的考虑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依赖呢？
这里面主要的文章就在于蒋百里（蒋方震）的欧洲之行了。蒋方震一生极其崇拜德国，其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和德国军界很多要人结成深厚的友谊，而中德在历史上的 交往也是极其复杂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主张成立中国、美国、德国的世界大三角的格局，从满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政权上层都德国都充满了好感，一九三五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英《泰晤士报》就公开指出：“同其他列强相比，中国对于德国显然是有着独特的情绪的，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者军 事上，都是十分密切的，德国在中国独占鳌头。”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德国、意大利的斡旋导致日本停火，以前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其实，这是错误的认 识，蒋介石在为了获取德国的支持，十分卖力气，蒋百里的去德访问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蒋百里在意大利和德国通过自己的艰难努力，终于见到了墨索里尼和戈林，但是，作为可能扭转中日战局的关键人物希特勒，蒋百里却没有见到，而蒋似乎也没有从 希特勒的避而不见中预知到一些苗头，此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演说让他以为德国人应该会念及旧情的。所谓的旧情就是中德空前的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后，中国成为 德国最大的钨矿出口国，钨是战略资料来源之一，德国派出的大量军事顾问团始终活跃在蒋介石的政权中，而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内航线，一九 三六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是中国的头号世界贸易伙伴国。德国阵营中布龙堡等人也确实希望能够依靠德国的影响避免中日开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德国外 交部通知日本，不要指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七七事变的举动。这样的铺垫让蒋介石、蒋百里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于德国可能伸出的援助之手深信不疑。唐生智也是在 这种情况下站出来的，而蒋介石更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坚守南京的。
根据程思远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官邸开会，决定死守南京，而后，程思远从国防最高会议第六部蒋介石的亲信康泽、贺衷寒那里获知，蒋介石 得到蒋百里从欧洲发来的电报，相信日军在德国的陶德曼、牛莱特等人的说服下，将不会大举进攻南京，南京是有惊无险的。《详见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 湾李敖出版社出版，第156页、157页）程思远的这个关键性回忆补充了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的一些遗漏。
唐生智和蒋百里的关系最深，唐生智是蒋百里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唐生智以打赌的形式打了蒋百里两个耳光而后服膺于蒋百里的人格，而蒋百里一生唯一的一次被 捕就是因为唐生智，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话说，蒋百里肯为一个唐生智作出浙江人打浙江人的把戏。（蒋介石和蒋百里都是浙江人）唐生智主动要求出掌南京部队 的首领也有重新掌握武装的企图，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因为蒋百里的这封秘密电报。可以这样认为，从蒋介石到蒋百里到唐生 智都认为南京可以一守至少不至于出现十分之大的危机。而这样的背景作出的打算也正是多年以来李宗仁责备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地方。
而纵观南京保卫战，其仓促程度也是罕见的，国民党军在此前的抗战中的大规模正面和日军接触时，火力不谈，至少在兵力上是压倒对方的，然则这次对抗国民党军 的兵力对比日军没有任何优势，更无绝对精锐可言，这是十分令人感到不解的，而唯一可以解释的通的就是战争背后的内情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寇已经进入南京外围，而十二月二日，蒋介石还在陶德曼转来的日寇逼迫中国请和的条件上兜圈子，日本人当时提出的条件是：
1.宣布内蒙古自治。
2.划东北到平津为非军事区。
3.停止抗日的一切活动。
4.以上条件满足后，可以考虑和国民政府一起***。
（以上条款引自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湾李敖出版社，第157页）
这里的第一条内蒙古自治等于说变内蒙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进而成为其殖民地，早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候，就一直试图染指内蒙，东北不领有内蒙，等于守江而不 守淮，所以，历来有满蒙之称，日寇的基本目的也是先囊括满蒙，然后仿效清军入关的模式进占全中国。而把华北非军事化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不准抗日，那就更加 无稽了，占领中国的领土还不准中国人反抗，这也只有无耻的强盗才能想的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当时在座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是准备接受的，包括白崇禧也这么认为，理由是日本人没有提及承认满洲国的事，而且也没有提出赔款，不仅白崇 禧同意接受，顾祝同、徐永昌、唐生智都同意接受，用白崇禧的话说：“既然条件就是这样，那么何必还要一定打仗呢？”虽说日本人没有提出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 洲国一事，可也没有说放弃东北，更没有说不再染指华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样的条件至少是一个缓冲，于是，考虑接受。请记住一下时间，研究决定的日子是 十二月三日，十天之后，日军就攻陷了南京，更为主要的是身为调停人的德意志法西斯他们实际在做的是什么呢？
根据《中德关系史》披露，一九三七年十月，希特勒就明确表示要加强和日本的合作和全面结盟，而同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必须牺牲中国。十月十八日，戈林按照 希特勒的意见，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然而这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则因为希特勒不想这时候就失去外贸上的来自中国的巨大利益，所以，他一面讨好日本人 给予实际的不支持中国的承诺，一面让陶德曼进行旷日持久但是毫无实际影响的所谓的调停活动。在德国内部，戈林的命令让当时的德军领导人布龙堡、牛莱特等人 打了折扣，布龙堡是亲中的德军首脑，他通过自己的权力把德国给中国的物质让丹麦和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接手办理，仍旧不耽误送往中国。所以，中国当局接到 的关于德国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始终是模糊和不完整的。这也就是蒋百里之所以能够轻信德国的调停之所在。十一月三日，蒋百里会晤布龙堡，其后会见牛莱特，五 日南京就接到蒋百里的电报，以为日军会在德国人的干预下停止或者缓解对中国的压力。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来延至国民党执政，在历次抵御外来侵略的问题上，政府当局都不能摆脱一个等靠的基本原理，自己很少主动把握局面，或者 寄希望于列强的天良发现，或者寄希望于敌人的内部倾轧，然而，我们自己却是在这样的希望中一次又一次的受尽了侵凌，吃足了苦头。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寄希望于 德国，可是，德国人耍了蒋介石；抗战之中，蒋介石再次寄希望于美英，然而，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外蒙、东北乃至香港的利益又在哪里呢？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战胜国，但是，在战胜之后，战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国土得不到基本的保存，不知道这样的战胜国是否居之泰然？蒋介石一度醉心于开罗会议上的所谓“四巨 头”名誉与地位，殊不知，这种空心汤团并不是外国人第一次给他吃的，他也不是第一个吃到这种东西的中国人，比如李鸿章，不就曾经被尊奉为“东方的俾斯麦” 吗？然而，俾斯麦怎么回答李二先生的这一头衔呢？他说：“可就是没有人说我是西方的李鸿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兵民是胜 利之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或者说少有通过列强的恩赐取得民族真正解放和独立自由的范例，凡事都是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才获得认可。从这个意义上 说，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加认清了抗战的本质和动力。
根据李宗仁的回忆，我们知道日军当时全国的总兵力也就是可以在编的战斗人员总数是四十个师团。（参见唐德刚着《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而用于进 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则在八个师团左右，也就是说日军动用了相当于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一的兵力还进行南京的作战，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候讨论陶德曼转 来的日本人的“和平协议”自然有些滑稽，同时也暴露出日本人所谓的“和平条件”不过是拙劣的烟幕罢了。
蒋介石出于政治和对友邦人士的幻想的双重心理决定固守南京，唐生智则出于对蒋百里的电报的深信不疑和自己决心重掌部队以及抗日的决心来申请担任南京守卫的 最高长官。这两个人的决策背景如果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待的话，他们的初衷都是本着抗日的主线发展的。其中尽管有着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但是，他 们的出发点都是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蒋介石其人在抗战初期是很有一定决心的，然而作为一个最高当局仅仅有着决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十分 到位的军事手段作为辅助，蒋介石所推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和挖河灌敌政策不但没有有力的消灭敌人，反而让我们自己的军民吃足苦头，我们以往习惯用蒋介石以后的 倒行逆施来否定他的抗日第一阶段的决心，这是片面的，而后，又有人试图用蒋介石第一阶段抗日的决心来证明蒋介石在抗战正面战场上的策略是完美无缺的，这也 同样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因为有了南京保卫战才导致日寇的种种暴行，似乎南京的不可固守以及稍后的被屠城的罪状之一就是南京保卫战。事实上，日寇杀 戮我抗日军民和有计划的屠杀、灭绝我民族的衣冠文化是由来已久的。这些才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根源。
以往，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侵略者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人民大众，反而激起了他们更为强烈的反抗，鲜血让人民更加觉悟。”这句话从理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屠杀的血腥让很多人重新考虑抵抗的意义。我在翻看军事科学院编辑整理的中日抗战历史有关资料时发现，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中国沦陷 的一些地方，往往一个县城只有一百多个日寇在驻扎，换言之，也就是一百多个日军可以控制十万人以上的范围。这是一个令人不愿意相信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 位曾经参与日寇受降工作的老同志介绍说：“日本人要是能在一天之内杀光中国人的话，他们早就会那么做了。”大规模的屠杀的背后是种族灭绝的既定方针，而面 对大规模的屠杀一方面自然激起了反抗，一方面则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沉默和屈服。
日军师法清兵南下的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中国的首都，志在必得，而后在中国的首都开战大范围的屠杀，其目的更是以此来恫吓中国军民，这就是挖心战 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清朝的乾隆在回沈阳祭祖的时候，对两位祖先有过十分高的评价，一位是皇太极，乾隆说他是“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业实肇乎此。”另 一位则是多铎，乾隆说他是清初军功诸王中的佼佼者，其武功自开国以来无出其右。而多铎是扬州十日的发动者，也正是扬州十日的屠杀彻底击垮了南明的脊梁，扬 州十日之后，来自明朝自己有生力量的抵抗已经日渐衰微，其后，南明政权不得不借重海上军阀或者农民军旧部，明末士大夫和官员的最后一点抵抗意识都在这次屠 杀中泯灭了。
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既定国策的演习，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旅顺大屠杀，日军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普通居民达二万人之多，连妇女儿童也不 放过，根据目击者英国人、美国人的记述可知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也就是在这个大屠杀之后，满清政府终于屈服了。而南京大屠杀之后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国 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在总理纪念周上大唱低调，《新民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登载的《汪副总裁在总理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上转述汪精卫的原话是这样的： “吾人有何具体办法，以自力长期抗战？”大屠杀显然已经令国民党内部的部分官员感到了由衷的恐惧，而王克敏等汉奸政府的粉墨登场又让一部分人看到了苟活的 希望。一九三八年一月，也就是大屠杀方兴未艾之际，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去上海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询问刽子手 们有没有可能在南京陷落之后给予国民党当局一点格外的希望。（详见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和《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日寇在占领区比如伪满洲国中，除了动用暴力手段镇压抗日活动之外，还野蛮的通过同化政策，不准中国子弟学习汉语，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大烟鬼”一度成为 日寇占领区中具有一定保护意义的代名词。而对于那些尚未征服的地区，日寇一般就采取和南京一样的模式，屠杀。日寇三管齐下，一个是从文化上灭绝中华民族， 一个是从精神上灭绝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从肉体上灭绝中华民族。所以，我们说日寇在整个三四十年代的入侵中国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而日寇也是比较中国历 史上任何一个外族都凶残的死敌。也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之后仍旧能够奋起反抗的中国的抗日军民应该无分党派、信仰、宗教、民族给予一体的敬仰和尊 重，不要再因为历史的隔膜或分彼此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南京大屠杀之于侵略者的本来面目在那时仍旧有不少人没有给予深刻的认知，诸如董道宁等人所代表的势力，更为感到吃惊的是，作为受害人的 子孙后代，在至今没有得到屠杀者的谢罪的今天，台湾岛内部分人士公然宣称：“日人毋须自责，免失信心”，“那个时候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和日本国内那些 试图一笔抹杀这项滔天的历史罪行的军国主义分子同出一辙，也难怪我们要以十二万分的警惕和努力来重新的审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了。它不仅是历史，也是一 部当代史。
最早对南京保卫战提出异议的就是新桂系，李宗仁当时就反对固守南京，主张把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而且也提出了南京之不可守的几个观点，白崇禧作为国民党军 中的翘楚也持相同意见。作为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将领中也不都是主张坚守的。但是，蒋介石则力主坚守，而唐生智主动请缨担任主官。我们从唐德刚为李宗仁撰 写的回忆录中似乎得到一种认识，那就是假如南京保卫战不是那么激烈的话，也许日寇不至于出现那么大规模的屠杀和报复，而且以后这种观点扩大了，南京保卫战 的得失利弊混同蒋介石、唐生智等个人行为，成为一个比较滑稽的战役出现，现在我们就有必要先来看看蒋介石为什么主张死守南京。
蒋介石和李宗仁不同，李宗仁是作为方面军将领，他可以从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白崇禧也是一样，然而，蒋介石不行，他是当时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领，就连我党也 在表面上要承认他领导抗战的责任，所以，他要考虑的是全局和政治影响，南京是中国那时候的首都，如果首都不放一枪抢先逃跑的话，那么中国抗战的军心、民意 应该作何解读呢？再有，作为国民党来说，创始人的陵寝还在南京，总理纪念周上的慷慨陈词还言犹在耳，怎么能就此撒手不管呢？最主要的是蒋百里还在外间奔 走，中国不拿出抗战的决定和举动来，特别是首都的保卫，怎么能让外人相信你中国是始终要抗战的呢？这是蒋介石的考虑，虽说他的这种考虑最后变成了废墟，南 京不但没有守住，而且还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蒋介石的坚守的初衷是本着抗日的基本精神和原理的。
回来再看唐生智，唐生智主动要求镇守南京，可是，他当时手中没有可以依靠的嫡系武装，而紧急召集的部队也是上海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加之，唐生智本人的身 体不堪繁剧，显然不能担当如此重任，那么，唐生智除了一腔抗日的激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打算呢？蒋介石除了我以上提到的考虑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依赖呢？
这里面主要的文章就在于蒋百里（蒋方震）的欧洲之行了。蒋方震一生极其崇拜德国，其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和德国军界很多要人结成深厚的友谊，而中德在历史上的 交往也是极其复杂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主张成立中国、美国、德国的世界大三角的格局，从满清到北洋政府再到蒋介石政权上层都德国都充满了好感，一九三五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英《泰晤士报》就公开指出：“同其他列强相比，中国对于德国显然是有着独特的情绪的，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者军 事上，都是十分密切的，德国在中国独占鳌头。”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德国、意大利的斡旋导致日本停火，以前有人说这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其实，这是错误的认 识，蒋介石在为了获取德国的支持，十分卖力气，蒋百里的去德访问本身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
蒋百里在意大利和德国通过自己的艰难努力，终于见到了墨索里尼和戈林，但是，作为可能扭转中日战局的关键人物希特勒，蒋百里却没有见到，而蒋似乎也没有从 希特勒的避而不见中预知到一些苗头，此前他在意大利的成功演说让他以为德国人应该会念及旧情的。所谓的旧情就是中德空前的合作，希特勒上台之后，中国成为 德国最大的钨矿出口国，钨是战略资料来源之一，德国派出的大量军事顾问团始终活跃在蒋介石的政权中，而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国内航线，一九 三六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是中国的头号世界贸易伙伴国。德国阵营中布龙堡等人也确实希望能够依靠德国的影响避免中日开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德国外 交部通知日本，不要指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七七事变的举动。这样的铺垫让蒋介石、蒋百里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于德国可能伸出的援助之手深信不疑。唐生智也是在 这种情况下站出来的，而蒋介石更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坚守南京的。
根据程思远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官邸开会，决定死守南京，而后，程思远从国防最高会议第六部蒋介石的亲信康泽、贺衷寒那里获知，蒋介石 得到蒋百里从欧洲发来的电报，相信日军在德国的陶德曼、牛莱特等人的说服下，将不会大举进攻南京，南京是有惊无险的。《详见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 湾李敖出版社出版，第156页、157页）程思远的这个关键性回忆补充了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的一些遗漏。
唐生智和蒋百里的关系最深，唐生智是蒋百里的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唐生智以打赌的形式打了蒋百里两个耳光而后服膺于蒋百里的人格，而蒋百里一生唯一的一次被 捕就是因为唐生智，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话说，蒋百里肯为一个唐生智作出浙江人打浙江人的把戏。（蒋介石和蒋百里都是浙江人）唐生智主动要求出掌南京部队 的首领也有重新掌握武装的企图，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因为蒋百里的这封秘密电报。可以这样认为，从蒋介石到蒋百里到唐生 智都认为南京可以一守至少不至于出现十分之大的危机。而这样的背景作出的打算也正是多年以来李宗仁责备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地方。
而纵观南京保卫战，其仓促程度也是罕见的，国民党军在此前的抗战中的大规模正面和日军接触时，火力不谈，至少在兵力上是压倒对方的，然则这次对抗国民党军 的兵力对比日军没有任何优势，更无绝对精锐可言，这是十分令人感到不解的，而唯一可以解释的通的就是战争背后的内情所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寇已经进入南京外围，而十二月二日，蒋介石还在陶德曼转来的日寇逼迫中国请和的条件上兜圈子，日本人当时提出的条件是：
1.宣布内蒙古自治。
2.划东北到平津为非军事区。
3.停止抗日的一切活动。
4.以上条件满足后，可以考虑和国民政府一起***。
（以上条款引自程思远回忆录《政海秘辛》，台湾李敖出版社，第157页）
这里的第一条内蒙古自治等于说变内蒙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进而成为其殖民地，早在张作霖统治东北的时候，就一直试图染指内蒙，东北不领有内蒙，等于守江而不 守淮，所以，历来有满蒙之称，日寇的基本目的也是先囊括满蒙，然后仿效清军入关的模式进占全中国。而把华北非军事化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不准抗日，那就更加 无稽了，占领中国的领土还不准中国人反抗，这也只有无耻的强盗才能想的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条件，当时在座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是准备接受的，包括白崇禧也这么认为，理由是日本人没有提及承认满洲国的事，而且也没有提出赔款，不仅白崇 禧同意接受，顾祝同、徐永昌、唐生智都同意接受，用白崇禧的话说：“既然条件就是这样，那么何必还要一定打仗呢？”虽说日本人没有提出让国民政府承认伪满 洲国一事，可也没有说放弃东北，更没有说不再染指华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样的条件至少是一个缓冲，于是，考虑接受。请记住一下时间，研究决定的日子是 十二月三日，十天之后，日军就攻陷了南京，更为主要的是身为调停人的德意志法西斯他们实际在做的是什么呢？
根据《中德关系史》披露，一九三七年十月，希特勒就明确表示要加强和日本的合作和全面结盟，而同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就必须牺牲中国。十月十八日，戈林按照 希特勒的意见，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然而这时候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则因为希特勒不想这时候就失去外贸上的来自中国的巨大利益，所以，他一面讨好日本人 给予实际的不支持中国的承诺，一面让陶德曼进行旷日持久但是毫无实际影响的所谓的调停活动。在德国内部，戈林的命令让当时的德军领导人布龙堡、牛莱特等人 打了折扣，布龙堡是亲中的德军首脑，他通过自己的权力把德国给中国的物质让丹麦和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接手办理，仍旧不耽误送往中国。所以，中国当局接到 的关于德国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始终是模糊和不完整的。这也就是蒋百里之所以能够轻信德国的调停之所在。十一月三日，蒋百里会晤布龙堡，其后会见牛莱特，五 日南京就接到蒋百里的电报，以为日军会在德国人的干预下停止或者缓解对中国的压力。
这里有必要指出，中国从一八四零年以来延至国民党执政，在历次抵御外来侵略的问题上，政府当局都不能摆脱一个等靠的基本原理，自己很少主动把握局面，或者 寄希望于列强的天良发现，或者寄希望于敌人的内部倾轧，然而，我们自己却是在这样的希望中一次又一次的受尽了侵凌，吃足了苦头。蒋介石在抗战之初寄希望于 德国，可是，德国人耍了蒋介石；抗战之中，蒋介石再次寄希望于美英，然而，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外蒙、东北乃至香港的利益又在哪里呢？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战胜国，但是，在战胜之后，战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国土得不到基本的保存，不知道这样的战胜国是否居之泰然？蒋介石一度醉心于开罗会议上的所谓“四巨 头”名誉与地位，殊不知，这种空心汤团并不是外国人第一次给他吃的，他也不是第一个吃到这种东西的中国人，比如李鸿章，不就曾经被尊奉为“东方的俾斯麦” 吗？然而，俾斯麦怎么回答李二先生的这一头衔呢？他说：“可就是没有人说我是西方的李鸿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兵民是胜 利之本。”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或者说少有通过列强的恩赐取得民族真正解放和独立自由的范例，凡事都是要经过我们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才获得认可。从这个意义上 说，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加认清了抗战的本质和动力。
根据李宗仁的回忆，我们知道日军当时全国的总兵力也就是可以在编的战斗人员总数是四十个师团。（参见唐德刚着《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而用于进 攻南京的日军总兵力则在八个师团左右，也就是说日军动用了相当于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一的兵力还进行南京的作战，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候讨论陶德曼转 来的日本人的“和平协议”自然有些滑稽，同时也暴露出日本人所谓的“和平条件”不过是拙劣的烟幕罢了。
蒋介石出于政治和对友邦人士的幻想的双重心理决定固守南京，唐生智则出于对蒋百里的电报的深信不疑和自己决心重掌部队以及抗日的决心来申请担任南京守卫的 最高长官。这两个人的决策背景如果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待的话，他们的初衷都是本着抗日的主线发展的。其中尽管有着可以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但是，他 们的出发点都是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蒋介石其人在抗战初期是很有一定决心的，然而作为一个最高当局仅仅有着决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十分 到位的军事手段作为辅助，蒋介石所推行的焦土抗战政策和挖河灌敌政策不但没有有力的消灭敌人，反而让我们自己的军民吃足苦头，我们以往习惯用蒋介石以后的 倒行逆施来否定他的抗日第一阶段的决心，这是片面的，而后，又有人试图用蒋介石第一阶段抗日的决心来证明蒋介石在抗战正面战场上的策略是完美无缺的，这也 同样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因为有了南京保卫战才导致日寇的种种暴行，似乎南京的不可固守以及稍后的被屠城的罪状之一就是南京保卫战。事实上，日寇杀 戮我抗日军民和有计划的屠杀、灭绝我民族的衣冠文化是由来已久的。这些才是南京大屠杀最大的根源。
以往，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侵略者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人民大众，反而激起了他们更为强烈的反抗，鲜血让人民更加觉悟。”这句话从理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屠杀的血腥让很多人重新考虑抵抗的意义。我在翻看军事科学院编辑整理的中日抗战历史有关资料时发现，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中国沦陷 的一些地方，往往一个县城只有一百多个日寇在驻扎，换言之，也就是一百多个日军可以控制十万人以上的范围。这是一个令人不愿意相信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 位曾经参与日寇受降工作的老同志介绍说：“日本人要是能在一天之内杀光中国人的话，他们早就会那么做了。”大规模的屠杀的背后是种族灭绝的既定方针，而面 对大规模的屠杀一方面自然激起了反抗，一方面则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沉默和屈服。
日军师法清兵南下的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进攻中国的首都，志在必得，而后在中国的首都开战大范围的屠杀，其目的更是以此来恫吓中国军民，这就是挖心战 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清朝的乾隆在回沈阳祭祖的时候，对两位祖先有过十分高的评价，一位是皇太极，乾隆说他是“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业实肇乎此。”另 一位则是多铎，乾隆说他是清初军功诸王中的佼佼者，其武功自开国以来无出其右。而多铎是扬州十日的发动者，也正是扬州十日的屠杀彻底击垮了南明的脊梁，扬 州十日之后，来自明朝自己有生力量的抵抗已经日渐衰微，其后，南明政权不得不借重海上军阀或者农民军旧部，明末士大夫和官员的最后一点抵抗意识都在这次屠 杀中泯灭了。
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既定国策的演习，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的旅顺大屠杀，日军杀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普通居民达二万人之多，连妇女儿童也不 放过，根据目击者英国人、美国人的记述可知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也就是在这个大屠杀之后，满清政府终于屈服了。而南京大屠杀之后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国 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在总理纪念周上大唱低调，《新民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登载的《汪副总裁在总理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上转述汪精卫的原话是这样的： “吾人有何具体办法，以自力长期抗战？”大屠杀显然已经令国民党内部的部分官员感到了由衷的恐惧，而王克敏等汉奸政府的粉墨登场又让一部分人看到了苟活的 希望。一九三八年一月，也就是大屠杀方兴未艾之际，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去上海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询问刽子手 们有没有可能在南京陷落之后给予国民党当局一点格外的希望。（详见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一九七三年版和《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日寇在占领区比如伪满洲国中，除了动用暴力手段镇压抗日活动之外，还野蛮的通过同化政策，不准中国子弟学习汉语，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大烟鬼”一度成为 日寇占领区中具有一定保护意义的代名词。而对于那些尚未征服的地区，日寇一般就采取和南京一样的模式，屠杀。日寇三管齐下，一个是从文化上灭绝中华民族， 一个是从精神上灭绝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从肉体上灭绝中华民族。所以，我们说日寇在整个三四十年代的入侵中国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而日寇也是比较中国历 史上任何一个外族都凶残的死敌。也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之后仍旧能够奋起反抗的中国的抗日军民应该无分党派、信仰、宗教、民族给予一体的敬仰和尊 重，不要再因为历史的隔膜或分彼此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南京大屠杀之于侵略者的本来面目在那时仍旧有不少人没有给予深刻的认知，诸如董道宁等人所代表的势力，更为感到吃惊的是，作为受害人的 子孙后代，在至今没有得到屠杀者的谢罪的今天，台湾岛内部分人士公然宣称：“日人毋须自责，免失信心”，“那个时候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的。”和日本国内那些 试图一笔抹杀这项滔天的历史罪行的军国主义分子同出一辙，也难怪我们要以十二万分的警惕和努力来重新的审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了。它不仅是历史，也是一 部当代史。
"约会高手"是这样炼成的
一、 表现得过分好
你留意过吗？那些真正有吸引力的女生好像从来不被那些“好”男人所吸引。
你是这些“好”男人中的一个吗？你肯定很烦恼，自己身边也有不少有魅力的女性，但她们却都是和那引起你不悄一顾的、“没有修养”的男人约会，和你 却总是不来电，激不起一点火花。What's wrong? 其实答案很简单。女性在做选择时，并不是以“好好先生”这个条件为标准的，她们会选择一个她们本能地觉得他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因此，作为一个“好好先生”，那你就从先天基础上输了一筹――你身上缺秒她们能感觉到的致使吸引力。要知道，感觉这种东西并不是能用逻辑道理去说清楚的，所以，你要说服自己相信它。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约会高手，那第一步，你得改掉欠身上的“好”习气，不然你永远也约不到你梦中的女孩。
二、试图说服她喜欢你
各自己喜欢、但她不太喜欢自己的女孩一起时，大部分男性会怎样做？是的，他们会努力尝试“说服”她，让她改变对自己的感觉。但不幸的是，专家要告诉你：你绝对改变不了一个女性的“感觉”，特别是对爱情的感觉。这就是很多女孩通常说的“没feel 就是没feel”
因此，想成为高手的第二步，要知道适可而止，什么哀求法、跟踪法、死缠烂打法，只会让她更对你没感觉。
三、 拼命想得到她的认同
在男人“简单”的思维中，他们想讨好女性，想她们开心，就想做些事情来得到她们的认可或赞成。这又是一个会讨人厌的想法。因为女人是不会喜欢那种 只会巴结女人的男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拍女人马屁的男人。说到这里，不要误解了，并不是要你对女人坏。但如果你认为对女人好就是要她们认同你做的每一件 事，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女人非常不喜欢这中腆着脸，问她这件事如何如何的男人。通常这样 只会得到她们的白眼，或无心的应付。
所以，你要知道，毫无个性的男人是得不到女性的欢心的。记住，做事要有自己的主见，无论是对她还是对你，都有好处。
四、 企图买下她的爱情
给自己做个统计，你带她去过几次高级餐厅，给她买过几次花和礼物，那她为何最后还是选了一个没有你一半殷勤的男生走了？不要哀吧了，因为专家分析过，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对，你千万不要忽视“自然”这个词。
当你对她大献殷勤时，事实上你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觉得你不会喜欢我的人，因此，我想花钱来买得你的欢心。是的，你最初的本意或许不是这样的，但你的行为容易让女孩误解，过分的热情反而让她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会被你操控。
因此，成为高手的第四步，追女孩是“讲心”而不是“讲金”，做个真诚的人，那她也会把心交给你。
五、 太早告诉她你的感受
早早地和刚认识的女士分享他们的感觉也是很多男性会犯的错误之一。那些有魅力的女士，已经得到太多男士的注意了，因此她们对你的感觉产东会太有feel。
你想一下，她们一天当中可能会遇到几个男性试图接近她们，那以这样的比例，你只是其中的不知几分之一，她会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印象？除非你有过人之处。
她们太有经验了，甚至你刚走近，还没开口，她看你的神情就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如果刚认识一两次，你就贸然开口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你。”除了拒绝欠，难道还会对你的表白感动吗？
因此，第五步你要学习的是，不要太心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和其他冒失的对手一样，一出场就被宣布失败。先放松，保持适当的距离，要“收获”她还其他很多方法呢……
六、 不知道什么才能吸引她
什么称得上是吸引人的对男人和女人来说有很大的区别。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才能好好利用它。
当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女孩，他就马上会感觉到性吸引。但相同的，女人也会这样吗？
专家研究过，女人通常有她们的一套‘吸引感应系统“，外表的吸引力对她们作用不是很大。男人不是经常有”为什么出色女孩的身边尽是些普通男人“的感叹吗？
女性更看中男性的某些品质，而且很看重男人给她们的感觉，而不单看外貌。如果你能更好运用身体语言和交谈技巧，一样能给女人性的吸引力，就好像你从外表年轻漂亮女孩身上感受到的一样
结论是，男人不要太看重自己的外表，内在的修为更能吸引女性。不要被“修为”个字吓跑，你也能学习如何做到。
七、 以为自己没钱又不帅
这是很多男士最容易犯的通病，其实他们已经发动“攻势”，而且也有成功的希望，却莫名其妙地放弃，只因为他们觉得有魅力的女孩只对那些有钱、长得帅又高大、或者又成熟的男人感兴趣。
确实，有的女孩把这些定为自己的目标，但其实更多的女孩看中的是男人的个性和品质，而非钱包或其他。
男人的某些特性对女士来说就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她们，如果我弄懂了是些什么，而且善用它们，想约心仪的女孩就决不是难事。 你不必因为自己的钱包、身高或外表为自己固定某一类型的女性为目标。就像上面提到的，如果你善于利用你的肢体语言和沟通能力，一样能给女人性的吸引力。
因此，约会要点第七步，千万要有自信，而且不能半途而废，相信你的决心和智慧最终能融化她。
八、 放弃自己的“话事权”
前面已经提过，太想讨好女生，做什么事情有都得征求她们赞同的观点是错误的，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的错误做法：把自己的权力都交给她。换句说法:就是男人为了女人爱上自己，不惜去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因此，第八件要你要知道的事是，女人决不会喜欢唯唯诺诺的男人，尽管她会喜欢找你做事，那也仅限于做事而已。
九、 不懂处理各种约会环节
不是要吓你，其实一个女人总是能知道男人在想什么。
文革真的是动乱吗？
对于受到文革冲击的人来说，想理智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文革，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对文革的评价，是在权利争斗和思想混乱的年代，匆忙地进行定性的。历史证明，由历史的当事人来评判历史，是很难公正的，哪怕他很想公正。时间和现实才是历史的最好裁判。
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为什么作出这个决议以后，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了？否 定一段历史以后，就不再提“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20多年可以不用实践来检验吗？难道这个讨论只是工具，达到目的以后就丢了？为什么记者提到以 前的历史，就简单地把问题推到《决议》中而不再回答？也不再辩论？那么复杂的历史是几句简洁的结论可以总结的吗？
同样，对20多年来的历史，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评价的。我说的评价是指那种定性的、不容辩驳的评价。秦始皇2000年了，也没 有统一的最终结论呢，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根据文件说《决议》征求了上千人的意见，可是大家看看《邓小平文选》，决议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个里面的，一锤定音， 胡乔木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讨论也不过是聆听罢了，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当然，必须申明的是，我反对文革，反对建国以来许多左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我同意现有的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态度，不等于我愿意否定前人的艰难探索。
在这里，我不想展开来谈论。但是，我想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文革是动乱吗？
《决议》中正式给文革取的名字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我认为文革不是动乱。众所周知，动乱是社会基本利益冲突或政权内部发生 矛盾冲突而累及社会的产物，即动乱的前提是政治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动乱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自上而下的。作为当政者，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危机或者 动乱。文革却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爆发前有这样动乱的征兆吗？当然是没有，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基础。文革前是一片火热的建设景象和学雷锋的风 气，产生了王进喜、雷锋等英雄人物和“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社会非常平静，经济已经完全好转，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虽然有“四清”运动和1965年的 一些政治运动在前，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回忆录都可以看出，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任何人都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新华社记者出国半个月回来，才知 道国内正在兴起文革运动，而且对于文革怎样发展，怎样进行，都是不知道的。因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思想和社会的全面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动乱，不是因 为大家对现实不满而爆发的动乱，而是由党主导的乌托邦的革命。这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手段的运用失误，是直接关联的。
左的错误从1956年以来就存在，以至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导致文革，对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对的。当然，我认为当时全世界都 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人类理想的探索，它的弊端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正是内外交困，整个西方是动荡的。毛泽东说“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当时的历史资料和报刊。美国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被打死，以后又陷入越战和70年代 的石油危机以及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当时的美国出动军队镇压各种运动是经常的。美国社会一直到卡特时代才平静下来。本世纪美国最滋润的日子就是克林顿时期， 社会阶级矛盾大大缓解。但是，在以前那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被广泛认为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多，而且是“埋葬”的关系，左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不 论怎么说，动乱这个性质是不准确的，它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即不是由社会矛盾才产生的“文革”，而是毛泽东自己打碎了他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体系。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还是要深入研究，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得到宝贵的经验。
二、文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吗？
本来不想再评论这个观点，因为实在是太幼稚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 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 文革。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在 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谁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认为毛是对得起刘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 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 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 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但是四清运动中，毛刘分歧明显， 毛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 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其实，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刘派工作组进清华大学，几天内把一千多 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文革时群众对刘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对刘少奇的死毛泽东有责任，他把刘交给了林彪。“刘少奇专案组”的 组长是周恩来，如果打开当时的档案，则“洪桐县里无好人”了。据说80年代初，应邓颖超的要求，中央销毁了一批文革档案。刘少奇的死，的确是一大悲剧。他 的死，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至极端荒唐的结果。
但是，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折磨成那样，也没有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文革结束以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对毛泽东本人并不抱怨，相反，仍然敬仰有加。因此，并不是权力斗争导致了文革。
如果由此怀疑毛的品格和动机，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是小人。自己肮脏，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肮脏。现在有些人甚至 对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也开始诽谤了，说他发的电报都是商量语气，是因为毛怕承担责任。对于这些人说什么好呢？毛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如同他的文章和诗歌，坦坦 荡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怀疑和诽谤都是可耻的，如同狂犬吠日。一个有私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去世前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但毛去世后，老婆被判死刑自杀，唯一的侄子毛新远被抓进秦城监狱，从 此不知音讯和死活（他的罪行那么大吗？不过在毛泽东耳边说过一次“坏话”罢了），毛的子女成为高干子女中最可怜的一批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而其 他老干部子女不是从政就是经商，成了太子党。这些也实在做的过分了。1976年毛并不想打倒邓，刚树起来的人怎么会乐意去免掉他呢？免掉他也会影响自己的 威信，何况毛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免掉他对于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没有办法，毛担心自己死后其他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才下决心免掉他，免掉以后毛泽东专 门叮嘱汪东兴给邓安排秘密住处，避免四人帮找他的麻烦，江青找不到邓，说邓小平失踪了。因此这次邓的一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是受到周密的保护。无论如 何，毛是重用过邓的，其职务和权力居党内第二，大大超过他文革以前的地位，不是这次重用，以后邓是无法取得那么引人注目的地位的。毛仅仅因为路线的问题免 掉了他。而在毛去世以后，邓却这样对待毛的一家人，实在寒心。
三、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
从理论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 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一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极端做法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永远的笑话。其实中国整 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虽然思想大批判和文革理论仍然实行）。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 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里面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 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取代了少先队）。有对双胞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现在这 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造反派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各派造反组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属于纯粹的政治狂热。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军人手拿“毛主席语 录”和苏联军人斗嘴仗开始的，然后身体碰撞（就象孩子打架），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 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 70年代初期也叫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他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四、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
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具体可见报表），十年平均是7%，仅比最近十年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 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 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到了文革结束时，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化工、橡胶、化肥、农药、仪器仪 表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1976年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近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后 来取消此项目）。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 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 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 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 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 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 经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是的，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到处都是妓女，有什么言论不能 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宪法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 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
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20年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以前的成就， 也要看到现在的不足，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 史。
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 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有功劳，但是如果说其错误也是多多。知道整个80年代的民怨吗？因为有所谓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 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只有他能说，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 帘听政，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 和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 委在邓家里开会的文件传达吗？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比毛泽东厉害多了。毛泽东毕竟是身在其位。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毛有什么区别吗？1977年邓支持西 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 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算了，这里不评价他了。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我很佩服邓，他 也没有私心，也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也是了国家好。我说的意思是，谁都有错误，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 的，以前的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 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 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 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 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那些有真实的成分了。
五、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 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落后残余，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 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所以，应该说吃饭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 的地方。
但是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
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飞机），这些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1978年后，由于欠人民生活的债太多，国家开始还债，首先是加工资，为什么人们喊出：邓小平让我们富 了？这是拣了毛泽东的便宜（因为毛泽东反对单纯的物质刺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的高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将没有基础。再说，轻工业见效快，有市场 就可以搞。当时降低积累率时，一些领导人就说：“分光吃光，有希望。”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军转民时，军工企业受到空前打击，研制飞机导弹的企业甚至去烧 砖来维持职工的生活。总之，降低积累率必然会使得人民生活提高起来。这也是取得人心的一个最好手段。
二是过左的经济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意识形态的斗争绝对化、普遍化了。对中国人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严重阻碍作用。
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6年中国有6亿人口，20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2亿。当然，再过20年，也就是 1996年中国就有了13亿人口，净增5亿。从绝对值上讲，后者增长更多。不过建国以后人口的增长有很多是战争以后的现象（战争以后人口通常急剧膨胀）， 人口政策的失误不到10年时间。
当然，有些人的比较方法也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上网，有电话，有电冰箱、复印机等等。这些真是不值得一驳，猪脑袋才这样 比。网络、手机这些是90年代才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的逐步普及也仅仅是6、70年代的事情（中国在70年代前期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各单位 了，我1972年就看到上海生产的彩电了，当然色彩一般）。复印机在80年代也是很稀罕的东西。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何况时代不可能完 全相比，中国人掌握电视机的生产也是90年代以后了（芯片和显象管仍然是外国的产品或者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80年代新科技浪潮带来的，怎么能够把 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东西拿来比呢？何况我们现在真正掌握多少核心技术呢？
六、文革真的出现“全面内战”吗？真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吗？
“全面内战”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晚年的语言特点就是浪漫加实质，有时比较离谱。全面内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而是“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全面较量”。如果想打倒走资派，只需要发个免职文件就可以了，何须发动文革，费那么大的事。又比如毛泽东多次说感谢蒋介石、感谢杜 勒斯做反面教员等等，也说感谢日本侵略，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取得胜利。这些意思其实很清楚的，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事物的反作用。稍微有头脑的人也不会想到 毛泽东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可是这句话居然引起好多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所以，认识毛泽东，特别要认识他晚年的一些语言特点（他还说投了尼克松一票）。文 革当中造反派曾经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那时夺权以后分“旧市委”和“新市委”，共产党的威信并没有丝毫受损，实际上党更加神圣了，因为文革本身就 是党领导的。文革取得胜利，当然党就更加伟大了。大家从九大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来。入党是当时人们追求的最终政治生命。踢开党委是指踢开走资派，而且也只是 很短一段时间内造反派说过这个话，以后就没有这样说了。到处都是“党领导一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党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增强了。
因此，根本不存在全国失控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独立的政权体系。有人把80年代以后的学潮和文革时不要党委等同起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七、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文革宣传的结果吗？
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毛泽东从来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毛泽东的威信从“朱毛红军”开始就建立了。“朱毛”这 个说法是国民党报纸首先提出来的，后来成了习惯。但是党内文件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提过。“朱毛”说了比较顺口，而并不是指朱德的官比毛大，或者影响比毛大才 排在前面的。因为如果说“毛猪”就不好听了。毛在遵义会议不久就掌握了党和军队的绝对控制。1936年斯诺到保安采访，主要就是采访毛。当时的“总负责” 张闻天就告诉斯诺：“我们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是毛主席”（见《西行漫记》1970年版的作者注释）。实际上这个“总负责”不是一个职务，只是一个临时分工， 既没有任命，也就没有罢免，而后就没有提了。有人说这个“总负责”直到1942年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时才正式完结，甚至编造出“交权”的情节，完全是胡 说。这些人肯定连《西行漫记》都没看过。如果张是领袖的话，西行漫记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当时张闻天是何许人外界还不知道呢，知名度很小，至少军队里不太 认识他。《西行漫记》中斯诺就预测到毛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苏联医生在延安给中央领导人看病，深深感到毛泽东是强有力的当之无愧的领袖，是其他领导人 无法比拟的。
对毛的崇拜是从军队和民间开始的，当时国统区人民痛苦不堪，而解放区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土匪，没有失业，也没有妓女，官兵一致。 1942年陕北老百姓就自动送“人民救星”的牌匾给毛泽东，农民自发唱出的“东方红”就诞生了。而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都是对共产党的谩 骂。党内也从来没有搞过个人宣传。据有些人回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40年代初老百姓就叫开了。因此，毛泽东的威信首先是从军队和老百姓当中取得的。见过 毛泽东的人很少不承认他的伟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如粱漱溟）去了延安后个个被毛泽东所倾倒，连驻延安的美国观察团的大部分成员也为毛泽东的魅力所 征服，从而使他们失去美国政府的信任。
因此，对毛的崇拜是历史自然产生的。而且，树立毛主席的权威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否则党就没有一个核心，无法凝聚党心、民 心。但是领袖不是自封的（王明就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我们知道，老百姓对当政者出自内心的歌功颂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骂当官的，就和我 们现在这样。所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不是那么容易的。随便问一个老人，他们对毛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一个留学生去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 席就是哭，就是流泪。去年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 “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这些难道是宣传能够得来的吗？现在我们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你会去崇拜他们吗？越宣传越恶心。又有人说，个人崇拜是封 建残余。那就更荒诞了，综观世界各国，个人崇拜还少吗？最普遍的就是明星崇拜。因此，不能够简单的下结论。文革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庸俗化了，并没有增 多人们对毛的崇拜，只是更集中的表现出来了。由于极度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但是不等于说毛的威信是宣传的结果，也不等于人民把 毛当作神，而是对领袖的热爱。去年一个老军人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毛主席对于他们是不是象神一样的崇拜心理？他回答说：“怎么会呢？他是我们的领袖，是 我们最亲的人，老百姓都有心里话都想和他说。怎么会当作神呢？”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简直是扯淡。
世界各国对毛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世界对毛的尊崇是我们不敢想的。尼克松、基辛格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 席，而我们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瑞典有个政治家从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 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
当然，文革当中对毛的崇拜的确带来很大危害，民主决策被破坏，虽然有“大民主”，但那是胡闹。有个经济学家说：“人民对老一辈革 命家的错误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丰功伟绩，但是对新领导人的错误就不会那么宽容了，有一点错误都不能接受。因为，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经验给我们了。所以， 现在领导人的担子不容易挑。” 80年代中央作了个《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领导人不再称呼职务，一律称呼同志，个人说话不再称呼“指示”，但是大家看看现在的报纸吧，都忘记这个准 则了，只有称呼毛泽东的时候才叫“同志”。
八、毛泽东思想真的是全党的集体智慧吗？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他们的根据是毛泽东总结 的这些思想，是全党实践的结果，其他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些经验也是很多人一起创造的。于是，这个说法就延续下来了，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
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其实是似是而非，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本人经常研究毛泽东选集和党史，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总是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在《实践论》里面有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这些思想活动。
第二、有实践并不必然会产生思想。即使产生了思想，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判断错了，思想也错了，正如毛泽东晚期那样。
思想和学说体系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思维，进行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人，并具有很强写作能力的 人，才能够完成。比如，长征到陕北后，你们看见谁去系统地思考、总结中国的战争规律和历史教训？只有毛泽东。如果他不去思考，或者不去写，党内就根本不会 有成熟的系统的军事思想。这个不是谁叫他写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自觉的行动，写出来以后作为指引方向的指针。很清楚，没有毛泽东，当然就不可能有后 来的毛泽东思想。其他人根本写不出来。
第三、毛泽东的思想真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吗？没有。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的文章全是自己动笔的，看文笔都知道。不仅如此，他还不 断告戒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是很多人回忆中也谈到的。最近发表的“关于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调查，找很多 人谈话以后才写的，博古看了以后兴奋的要命，催着尽快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朱德也在那个会议讲了 话，那全是军人的大白话，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所以在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 更没有理论体系，和毛完全无法比。
第四、有人说，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实践和讨论，难道都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吗？这个话问的没有道理。如果按这个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就 是第一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列宁的学说就是俄共（布）的集体智慧了，因为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这些思想嘛，难道俄国的思想家还少吗？对 列宁学说就没有一点贡献？你写一篇小说也是集体的结晶，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生活写的嘛，发表时编辑还帮助你改，还要审稿，大型作品还要反复讨论、修改。就好 象你踢了一场足球，踢完了以后你写了篇感想文章，你能够说这文章是球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不滑稽吗？打了一场仗也是这样的道理，有人在战斗后总结了经验 教训，难道就变成集体智慧了吗？这是中国人贪便宜心理的表现，有好处就捞。为什么这20多年来那么丰富的实践却没有理论呢？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那不是理 论，他的书属于口头政治，没有理论的东西，说了以后，别人就开始论证、宣传。 所以，除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以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独立观察中国革命的结果，而这个思想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接受和宣传。否则，大家就 不用研究毛泽东了。世界任何政治或者思想人物里面，也找不到什么集体结晶的说法。
毛泽东去世以后，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思想不能够让毛一个人独吞，所以说什么集体智慧结晶，那意思就是说，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的思 想，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决议》当中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说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提过这个建议，那个人对那个问题提过那个建议，简直是分功劳一样。反正毛 泽东正确的思想，大家都有份；但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对不起，那是毛泽东自己的，因为他后来“独断”嘛。可是不要忘记了，即使毛泽东真的独断，你为什么不反 对呢？有些人一直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为什么从来不说话？明哲保身嘛！这是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吗？所以这些人，得到那些，却必然失去这些，只想给自己贴 金，污水都是别人的，那怎么可能？毛泽东如果真的独断的话，就不用发动文革了。
另外，《决议》中把毛泽东的晚年和以前的思想割裂开来也是不合逻辑的。从思想史上很难看到一个人的思想会截然分开的。当然，毛泽东晚年的确有很多不同于50年代的思想，但也应该结合起来研究。
九、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果。
对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不否定文革，他就无法出来工作。但是，彻底否定是会有很大政治代价的，也许这个代价当时看不清楚。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彻底否定文革，就表示一大批人要重新评价，因为这些当时在台上的人都是极力拥护文革的，我认 为投了赞成票的人都有责任。我非常佩服九大时对刘少奇决议唯一投反对票的那个女党代表（她后来并没有受到排斥）。这个票是你代表人民投的，为什么有意见不 投反对票呢？如果你是怕政治错误，那就更加证明你的政治品格有问题了。包括邓本人，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检讨书和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其女儿毛毛在她回忆父亲 的书中不提这个事情呢？检讨、取得信任、翻案，这难道是正当的人们应该做的吗？ 从逻辑上讲，如果毛泽东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所谓“敬爱的周总理”又怎么能敬爱的起来呢？因为毛的每个指示都是周去积极落实的，从来没有半句反对意见。 正如许世友喝酒时说的：“现在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我当时在台上，我是打而未倒。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倒的肯定犯错误。”
事实上，文革的发动、组织都是经过中央的决议，有合法程序。即使是刘少奇的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先调查了好几年，有了大量的人证 物证，才专门作了个决议。不象逮捕四人帮，一个晚上搞定，然后宣布取得胜利。江青的心是狠毒，但是比她毒的多的是。逮捕江青的那天，她还在和工作人员一起 摘苹果呢，这是在准备政变的人吗？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军队，也不掌握警卫部队，都是秀才，王 洪文早就没有实权，怎么敢动手？当然，先抓起来就什么都好说了。据说陈云对此不以为然，并说今后党内再不允许搞什么粉碎了，一律通过组织程序解决问题，人 家也是选上去的嘛。头一天你投票选举他们，第二天就抓他们。这样的宫廷活动开了先例以后会搞的人人自危。从以后调查的情况看，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四人帮在准 备政变，只找到王洪文的标准照，然后把他分管的民兵武器拿了一部分出来作为证据。其实我认为林彪（他是管军队的）确实有政变的企图和行动，但是四人帮的打 算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取得多数，而绝对不敢政变。我并不是说四人帮好，但是什么事情都应该合理合法。最伟大的人和最坏的女人结合，最后是这样一个 结局，毛的画像挂在***，他的老婆却被关了十几年自杀了，难道这不是悲剧吗？还有什么比这更离奇的故事吗？（关押毛的亲属比文革中任何政治人物的关押时 间都长）
第二、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牵涉到文革前的历史。那么整个党的历史就给抹杀了。要知道，中国是1949年解放的，而不是1978年解 放的。现在的情况是，连80年代都不宣传了，只宣传13年。这样割裂历史的宣传，对党真的有好处吗？否定了党的历史就必然对现在有好处吗？人们为什么老是 要生活在否定之否定当中呢？一下子把文革抬得那么搞，一下子踩到脚下，人民的思想难道是木偶吗？如果这样，思想道德意识的混乱就是必然的。这20多年来， 经济在发展，据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威信却节节滑坡，这不是事实吗？其实，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情还是以前的。这20多年，根本没有建 立什么感情。彻底否定文革，就会使后人无法正确理解党的历史，无法理解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无法正确评价毛泽东，而只是从无限夸大的错误和全盘否定中来认识 他们。80年代以后长大的人一说到文革就以为整个十年都是戴高帽、游行抄家、泼墨水，以及造反派一些极端的口号。把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 解成这个样子，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第三、彻底否定文革必然就犯了新的错误，即没有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这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奉行的理论，和以前一直奉 行的理论已经找不到共同点了。这怎么解释中国革命？怎么解释党的革命历史？从而使人们对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产生疑问。因为这是一个选择题，肯定现在的理论， 即为有钱人的理论，西化的理论，则必然否定过去一切。如果连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否定了（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那么几千万人的血真的是白流了。中国1840年 以来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的错误。唯一值得肯定是1978年以来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究竟会如何？现在还没有 历史的结论。 实际上，文革不是动乱，而是政治运动。动乱危机的产生是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危机是越来越深刻（文革当中没有 ***），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按照邓的话来说，就是几亿人往外跑。因此，真正存在动乱危机的是现在，是需要我们领导人拿出勇气和魄力的时候，不 应该再把责任推给过去。就象克林顿不能把责任推给里根、布什不能推给克林顿一样。改革还要坚持100年不动摇，也就是说还要继续革1978年以前的体制和 思想的命，这有些好笑，毛泽东用20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去世）建立的体系，已经用24年（1978到2002）来改革它？有这样改革的吗？ 改的时间居然长于建立的时间？还没改好？干脆重新建好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仅仅用了三年罢了。实际上改革是每个政府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的，也就是施政， 为什么一定要说改革呢？是改掉毛泽东的东西，还是改掉后来建立的东西？何必强调如此？反正现在没有几个人懂逻辑。
十、对文革的应有评价。 从客观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我认为对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做法应该否定，但是，文革虽然是领袖发起，但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我们党的一次巨大而痛苦的探索，应 该肯定文革中取得的进步（把氢弹、卫星等文革的成就说成是反对文革的结果，这是多么荒诞） ，大力宣传建国30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要部分。至于现在的政策变化，则可以说是适应新形势的结果，这样不是既照顾到左派又照顾到右派（左 中右永远存在），既照顾到历史又照顾到现在了吗？也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党的形象也有好处。当然，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错误也一定要指出来。总之，客观评价 文革和毛泽东，对于党是有好处的，也不必搞得象现在这样把文革作为一个“准禁区”，有了决议就不管了。又彻底否定它，又不许建文革博物馆，怕影响党的形 象，十分难办。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很多东西不是一个决议能够决定的，关于刘少奇的问题也是有决议的，不是平反了吗？总之，时间会判定一切。但是我们不能等时间 来判断，否则，国家会遭受痛苦。我认为，肯定文革成就，肯定毛主席的功绩，只会使人民高兴，增加各民族的凝聚力，不会影响现在和以后的路线和政策，因为时 代不同了。
现在的人只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他的思想还是很广泛的，比如纪律和理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发展是硬 道理，但是钱不是万能的，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的就是走了斜路了。还说：如果贪污遍地，到处乌烟瘴气，即使经济搞上去了，又有什么意义？看看现 实，想想这些话，不值得崇拜邓的人深思吗？
写这篇文章，只是即兴，所以显得很乱。我不是为文革招魂，相反，本人是“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从激进的叛逆者变成了冷静的思索 者。我是主张西化的，文革不能重演，我非常了解反右和文革的危害，文革主要的3年中（1966到1969）暴露出的野蛮的政治狂热、人权迫害、政治行为的 歇底里、对文化艺术的摧残以及政治理论的乌托邦，是我们党犯的极大错误。如果我写那个罪行，可以写几本书。但是，我对文革从激烈的抨击转到冷静的思考。 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大教训中得不到有益的东西，岂不是白白付出了代价吗？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如果文革真的那么完全是坏的不能再坏 了，为什么亿万人民还主动参与呢？为什么一直到1980年才作出结论呢？当然，人的思维走入误区的时候是很难转头的，人民也是会犯错误的。既然是人民创造 的这个历史，当然历史的责任要由大家来负。如果都责怪到毛泽东身上，老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就等于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教训也没吸收到。
我担心一本糊涂的历史帐，会成为导致真正动乱的根源。民国否定了前清，共和国否定了民国，改革否定了文革，100年来，人们总是生活在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架构和理念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有益的东西呢？在这样的架构中，任何社会价值观都会崩溃。
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为什么作出这个决议以后，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了？否 定一段历史以后，就不再提“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20多年可以不用实践来检验吗？难道这个讨论只是工具，达到目的以后就丢了？为什么记者提到以 前的历史，就简单地把问题推到《决议》中而不再回答？也不再辩论？那么复杂的历史是几句简洁的结论可以总结的吗？
同样，对20多年来的历史，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评价的。我说的评价是指那种定性的、不容辩驳的评价。秦始皇2000年了，也没 有统一的最终结论呢，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根据文件说《决议》征求了上千人的意见，可是大家看看《邓小平文选》，决议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个里面的，一锤定音， 胡乔木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讨论也不过是聆听罢了，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当然，必须申明的是，我反对文革，反对建国以来许多左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我同意现有的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态度，不等于我愿意否定前人的艰难探索。
在这里，我不想展开来谈论。但是，我想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文革是动乱吗？
《决议》中正式给文革取的名字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我认为文革不是动乱。众所周知，动乱是社会基本利益冲突或政权内部发生 矛盾冲突而累及社会的产物，即动乱的前提是政治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动乱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自上而下的。作为当政者，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危机或者 动乱。文革却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爆发前有这样动乱的征兆吗？当然是没有，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基础。文革前是一片火热的建设景象和学雷锋的风 气，产生了王进喜、雷锋等英雄人物和“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社会非常平静，经济已经完全好转，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虽然有“四清”运动和1965年的 一些政治运动在前，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回忆录都可以看出，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任何人都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新华社记者出国半个月回来，才知 道国内正在兴起文革运动，而且对于文革怎样发展，怎样进行，都是不知道的。因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思想和社会的全面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动乱，不是因 为大家对现实不满而爆发的动乱，而是由党主导的乌托邦的革命。这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手段的运用失误，是直接关联的。
左的错误从1956年以来就存在，以至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导致文革，对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对的。当然，我认为当时全世界都 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人类理想的探索，它的弊端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正是内外交困，整个西方是动荡的。毛泽东说“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当时的历史资料和报刊。美国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被打死，以后又陷入越战和70年代 的石油危机以及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当时的美国出动军队镇压各种运动是经常的。美国社会一直到卡特时代才平静下来。本世纪美国最滋润的日子就是克林顿时期， 社会阶级矛盾大大缓解。但是，在以前那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被广泛认为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多，而且是“埋葬”的关系，左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不 论怎么说，动乱这个性质是不准确的，它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即不是由社会矛盾才产生的“文革”，而是毛泽东自己打碎了他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体系。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还是要深入研究，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得到宝贵的经验。
二、文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吗？
本来不想再评论这个观点，因为实在是太幼稚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 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 文革。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在 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谁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认为毛是对得起刘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 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 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 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但是四清运动中，毛刘分歧明显， 毛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 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其实，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刘派工作组进清华大学，几天内把一千多 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文革时群众对刘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对刘少奇的死毛泽东有责任，他把刘交给了林彪。“刘少奇专案组”的 组长是周恩来，如果打开当时的档案，则“洪桐县里无好人”了。据说80年代初，应邓颖超的要求，中央销毁了一批文革档案。刘少奇的死，的确是一大悲剧。他 的死，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至极端荒唐的结果。
但是，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折磨成那样，也没有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文革结束以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对毛泽东本人并不抱怨，相反，仍然敬仰有加。因此，并不是权力斗争导致了文革。
如果由此怀疑毛的品格和动机，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是小人。自己肮脏，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肮脏。现在有些人甚至 对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也开始诽谤了，说他发的电报都是商量语气，是因为毛怕承担责任。对于这些人说什么好呢？毛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如同他的文章和诗歌，坦坦 荡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怀疑和诽谤都是可耻的，如同狂犬吠日。一个有私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去世前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但毛去世后，老婆被判死刑自杀，唯一的侄子毛新远被抓进秦城监狱，从 此不知音讯和死活（他的罪行那么大吗？不过在毛泽东耳边说过一次“坏话”罢了），毛的子女成为高干子女中最可怜的一批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而其 他老干部子女不是从政就是经商，成了太子党。这些也实在做的过分了。1976年毛并不想打倒邓，刚树起来的人怎么会乐意去免掉他呢？免掉他也会影响自己的 威信，何况毛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免掉他对于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没有办法，毛担心自己死后其他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才下决心免掉他，免掉以后毛泽东专 门叮嘱汪东兴给邓安排秘密住处，避免四人帮找他的麻烦，江青找不到邓，说邓小平失踪了。因此这次邓的一家人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是受到周密的保护。无论如 何，毛是重用过邓的，其职务和权力居党内第二，大大超过他文革以前的地位，不是这次重用，以后邓是无法取得那么引人注目的地位的。毛仅仅因为路线的问题免 掉了他。而在毛去世以后，邓却这样对待毛的一家人，实在寒心。
三、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
从理论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 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一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极端做法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永远的笑话。其实中国整 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虽然思想大批判和文革理论仍然实行）。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 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里面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 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取代了少先队）。有对双胞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现在这 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造反派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各派造反组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属于纯粹的政治狂热。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军人手拿“毛主席语 录”和苏联军人斗嘴仗开始的，然后身体碰撞（就象孩子打架），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 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 70年代初期也叫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他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四、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
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具体可见报表），十年平均是7%，仅比最近十年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 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 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到了文革结束时，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化工、橡胶、化肥、农药、仪器仪 表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1976年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近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后 来取消此项目）。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 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 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 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 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 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 经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是的，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到处都是妓女，有什么言论不能 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宪法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 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
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20年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以前的成就， 也要看到现在的不足，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 史。
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 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有功劳，但是如果说其错误也是多多。知道整个80年代的民怨吗？因为有所谓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 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只有他能说，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 帘听政，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 和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 委在邓家里开会的文件传达吗？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比毛泽东厉害多了。毛泽东毕竟是身在其位。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毛有什么区别吗？1977年邓支持西 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 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算了，这里不评价他了。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我很佩服邓，他 也没有私心，也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也是了国家好。我说的意思是，谁都有错误，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 的，以前的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 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 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 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 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那些有真实的成分了。
五、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 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落后残余，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 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所以，应该说吃饭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 的地方。
但是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
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飞机），这些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1978年后，由于欠人民生活的债太多，国家开始还债，首先是加工资，为什么人们喊出：邓小平让我们富 了？这是拣了毛泽东的便宜（因为毛泽东反对单纯的物质刺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的高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将没有基础。再说，轻工业见效快，有市场 就可以搞。当时降低积累率时，一些领导人就说：“分光吃光，有希望。”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军转民时，军工企业受到空前打击，研制飞机导弹的企业甚至去烧 砖来维持职工的生活。总之，降低积累率必然会使得人民生活提高起来。这也是取得人心的一个最好手段。
二是过左的经济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意识形态的斗争绝对化、普遍化了。对中国人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严重阻碍作用。
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6年中国有6亿人口，20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2亿。当然，再过20年，也就是 1996年中国就有了13亿人口，净增5亿。从绝对值上讲，后者增长更多。不过建国以后人口的增长有很多是战争以后的现象（战争以后人口通常急剧膨胀）， 人口政策的失误不到10年时间。
当然，有些人的比较方法也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上网，有电话，有电冰箱、复印机等等。这些真是不值得一驳，猪脑袋才这样 比。网络、手机这些是90年代才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的逐步普及也仅仅是6、70年代的事情（中国在70年代前期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各单位 了，我1972年就看到上海生产的彩电了，当然色彩一般）。复印机在80年代也是很稀罕的东西。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何况时代不可能完 全相比，中国人掌握电视机的生产也是90年代以后了（芯片和显象管仍然是外国的产品或者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80年代新科技浪潮带来的，怎么能够把 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东西拿来比呢？何况我们现在真正掌握多少核心技术呢？
六、文革真的出现“全面内战”吗？真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吗？
“全面内战”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晚年的语言特点就是浪漫加实质，有时比较离谱。全面内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而是“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全面较量”。如果想打倒走资派，只需要发个免职文件就可以了，何须发动文革，费那么大的事。又比如毛泽东多次说感谢蒋介石、感谢杜 勒斯做反面教员等等，也说感谢日本侵略，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取得胜利。这些意思其实很清楚的，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事物的反作用。稍微有头脑的人也不会想到 毛泽东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可是这句话居然引起好多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所以，认识毛泽东，特别要认识他晚年的一些语言特点（他还说投了尼克松一票）。文 革当中造反派曾经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那时夺权以后分“旧市委”和“新市委”，共产党的威信并没有丝毫受损，实际上党更加神圣了，因为文革本身就 是党领导的。文革取得胜利，当然党就更加伟大了。大家从九大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来。入党是当时人们追求的最终政治生命。踢开党委是指踢开走资派，而且也只是 很短一段时间内造反派说过这个话，以后就没有这样说了。到处都是“党领导一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党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增强了。
因此，根本不存在全国失控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独立的政权体系。有人把80年代以后的学潮和文革时不要党委等同起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七、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文革宣传的结果吗？
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毛泽东从来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毛泽东的威信从“朱毛红军”开始就建立了。“朱毛”这 个说法是国民党报纸首先提出来的，后来成了习惯。但是党内文件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提过。“朱毛”说了比较顺口，而并不是指朱德的官比毛大，或者影响比毛大才 排在前面的。因为如果说“毛猪”就不好听了。毛在遵义会议不久就掌握了党和军队的绝对控制。1936年斯诺到保安采访，主要就是采访毛。当时的“总负责” 张闻天就告诉斯诺：“我们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是毛主席”（见《西行漫记》1970年版的作者注释）。实际上这个“总负责”不是一个职务，只是一个临时分工， 既没有任命，也就没有罢免，而后就没有提了。有人说这个“总负责”直到1942年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时才正式完结，甚至编造出“交权”的情节，完全是胡 说。这些人肯定连《西行漫记》都没看过。如果张是领袖的话，西行漫记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当时张闻天是何许人外界还不知道呢，知名度很小，至少军队里不太 认识他。《西行漫记》中斯诺就预测到毛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苏联医生在延安给中央领导人看病，深深感到毛泽东是强有力的当之无愧的领袖，是其他领导人 无法比拟的。
对毛的崇拜是从军队和民间开始的，当时国统区人民痛苦不堪，而解放区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土匪，没有失业，也没有妓女，官兵一致。 1942年陕北老百姓就自动送“人民救星”的牌匾给毛泽东，农民自发唱出的“东方红”就诞生了。而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都是对共产党的谩 骂。党内也从来没有搞过个人宣传。据有些人回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40年代初老百姓就叫开了。因此，毛泽东的威信首先是从军队和老百姓当中取得的。见过 毛泽东的人很少不承认他的伟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如粱漱溟）去了延安后个个被毛泽东所倾倒，连驻延安的美国观察团的大部分成员也为毛泽东的魅力所 征服，从而使他们失去美国政府的信任。
因此，对毛的崇拜是历史自然产生的。而且，树立毛主席的权威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否则党就没有一个核心，无法凝聚党心、民 心。但是领袖不是自封的（王明就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我们知道，老百姓对当政者出自内心的歌功颂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骂当官的，就和我 们现在这样。所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不是那么容易的。随便问一个老人，他们对毛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一个留学生去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 席就是哭，就是流泪。去年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 “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这些难道是宣传能够得来的吗？现在我们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你会去崇拜他们吗？越宣传越恶心。又有人说，个人崇拜是封 建残余。那就更荒诞了，综观世界各国，个人崇拜还少吗？最普遍的就是明星崇拜。因此，不能够简单的下结论。文革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庸俗化了，并没有增 多人们对毛的崇拜，只是更集中的表现出来了。由于极度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但是不等于说毛的威信是宣传的结果，也不等于人民把 毛当作神，而是对领袖的热爱。去年一个老军人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毛主席对于他们是不是象神一样的崇拜心理？他回答说：“怎么会呢？他是我们的领袖，是 我们最亲的人，老百姓都有心里话都想和他说。怎么会当作神呢？”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简直是扯淡。
世界各国对毛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世界对毛的尊崇是我们不敢想的。尼克松、基辛格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 席，而我们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瑞典有个政治家从 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 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
当然，文革当中对毛的崇拜的确带来很大危害，民主决策被破坏，虽然有“大民主”，但那是胡闹。有个经济学家说：“人民对老一辈革 命家的错误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丰功伟绩，但是对新领导人的错误就不会那么宽容了，有一点错误都不能接受。因为，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经验给我们了。所以， 现在领导人的担子不容易挑。” 80年代中央作了个《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领导人不再称呼职务，一律称呼同志，个人说话不再称呼“指示”，但是大家看看现在的报纸吧，都忘记这个准 则了，只有称呼毛泽东的时候才叫“同志”。
八、毛泽东思想真的是全党的集体智慧吗？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他们的根据是毛泽东总结 的这些思想，是全党实践的结果，其他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些经验也是很多人一起创造的。于是，这个说法就延续下来了，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
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其实是似是而非，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本人经常研究毛泽东选集和党史，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总是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在《实践论》里面有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这些思想活动。
第二、有实践并不必然会产生思想。即使产生了思想，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判断错了，思想也错了，正如毛泽东晚期那样。
思想和学说体系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思维，进行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人，并具有很强写作能力的 人，才能够完成。比如，长征到陕北后，你们看见谁去系统地思考、总结中国的战争规律和历史教训？只有毛泽东。如果他不去思考，或者不去写，党内就根本不会 有成熟的系统的军事思想。这个不是谁叫他写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自觉的行动，写出来以后作为指引方向的指针。很清楚，没有毛泽东，当然就不可能有后 来的毛泽东思想。其他人根本写不出来。
第三、毛泽东的思想真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吗？没有。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的文章全是自己动笔的，看文笔都知道。不仅如此，他还不 断告戒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是很多人回忆中也谈到的。最近发表的“关于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调查，找很多 人谈话以后才写的，博古看了以后兴奋的要命，催着尽快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朱德也在那个会议讲了 话，那全是军人的大白话，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所以在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 更没有理论体系，和毛完全无法比。
第四、有人说，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实践和讨论，难道都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吗？这个话问的没有道理。如果按这个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就 是第一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列宁的学说就是俄共（布）的集体智慧了，因为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这些思想嘛，难道俄国的思想家还少吗？对 列宁学说就没有一点贡献？你写一篇小说也是集体的结晶，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生活写的嘛，发表时编辑还帮助你改，还要审稿，大型作品还要反复讨论、修改。就好 象你踢了一场足球，踢完了以后你写了篇感想文章，你能够说这文章是球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不滑稽吗？打了一场仗也是这样的道理，有人在战斗后总结了经验 教训，难道就变成集体智慧了吗？这是中国人贪便宜心理的表现，有好处就捞。为什么这20多年来那么丰富的实践却没有理论呢？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那不是理 论，他的书属于口头政治，没有理论的东西，说了以后，别人就开始论证、宣传。 所以，除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以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独立观察中国革命的结果，而这个思想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接受和宣传。否则，大家就 不用研究毛泽东了。世界任何政治或者思想人物里面，也找不到什么集体结晶的说法。
毛泽东去世以后，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思想不能够让毛一个人独吞，所以说什么集体智慧结晶，那意思就是说，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的思 想，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决议》当中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说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提过这个建议，那个人对那个问题提过那个建议，简直是分功劳一样。反正毛 泽东正确的思想，大家都有份；但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对不起，那是毛泽东自己的，因为他后来“独断”嘛。可是不要忘记了，即使毛泽东真的独断，你为什么不反 对呢？有些人一直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为什么从来不说话？明哲保身嘛！这是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吗？所以这些人，得到那些，却必然失去这些，只想给自己贴 金，污水都是别人的，那怎么可能？毛泽东如果真的独断的话，就不用发动文革了。
另外，《决议》中把毛泽东的晚年和以前的思想割裂开来也是不合逻辑的。从思想史上很难看到一个人的思想会截然分开的。当然，毛泽东晚年的确有很多不同于50年代的思想，但也应该结合起来研究。
九、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果。
对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不否定文革，他就无法出来工作。但是，彻底否定是会有很大政治代价的，也许这个代价当时看不清楚。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彻底否定文革，就表示一大批人要重新评价，因为这些当时在台上的人都是极力拥护文革的，我认 为投了赞成票的人都有责任。我非常佩服九大时对刘少奇决议唯一投反对票的那个女党代表（她后来并没有受到排斥）。这个票是你代表人民投的，为什么有意见不 投反对票呢？如果你是怕政治错误，那就更加证明你的政治品格有问题了。包括邓本人，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检讨书和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其女儿毛毛在她回忆父亲 的书中不提这个事情呢？检讨、取得信任、翻案，这难道是正当的人们应该做的吗？ 从逻辑上讲，如果毛泽东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所谓“敬爱的周总理”又怎么能敬爱的起来呢？因为毛的每个指示都是周去积极落实的，从来没有半句反对意见。 正如许世友喝酒时说的：“现在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我当时在台上，我是打而未倒。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倒的肯定犯错误。”
事实上，文革的发动、组织都是经过中央的决议，有合法程序。即使是刘少奇的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先调查了好几年，有了大量的人证 物证，才专门作了个决议。不象逮捕四人帮，一个晚上搞定，然后宣布取得胜利。江青的心是狠毒，但是比她毒的多的是。逮捕江青的那天，她还在和工作人员一起 摘苹果呢，这是在准备政变的人吗？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军队，也不掌握警卫部队，都是秀才，王 洪文早就没有实权，怎么敢动手？当然，先抓起来就什么都好说了。据说陈云对此不以为然，并说今后党内再不允许搞什么粉碎了，一律通过组织程序解决问题，人 家也是选上去的嘛。头一天你投票选举他们，第二天就抓他们。这样的宫廷活动开了先例以后会搞的人人自危。从以后调查的情况看，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四人帮在准 备政变，只找到王洪文的标准照，然后把他分管的民兵武器拿了一部分出来作为证据。其实我认为林彪（他是管军队的）确实有政变的企图和行动，但是四人帮的打 算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取得多数，而绝对不敢政变。我并不是说四人帮好，但是什么事情都应该合理合法。最伟大的人和最坏的女人结合，最后是这样一个 结局，毛的画像挂在***，他的老婆却被关了十几年自杀了，难道这不是悲剧吗？还有什么比这更离奇的故事吗？（关押毛的亲属比文革中任何政治人物的关押时 间都长）
第二、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牵涉到文革前的历史。那么整个党的历史就给抹杀了。要知道，中国是1949年解放的，而不是1978年解 放的。现在的情况是，连80年代都不宣传了，只宣传13年。这样割裂历史的宣传，对党真的有好处吗？否定了党的历史就必然对现在有好处吗？人们为什么老是 要生活在否定之否定当中呢？一下子把文革抬得那么搞，一下子踩到脚下，人民的思想难道是木偶吗？如果这样，思想道德意识的混乱就是必然的。这20多年来， 经济在发展，据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威信却节节滑坡，这不是事实吗？其实，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情还是以前的。这20多年，根本没有建 立什么感情。彻底否定文革，就会使后人无法正确理解党的历史，无法理解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无法正确评价毛泽东，而只是从无限夸大的错误和全盘否定中来认识 他们。80年代以后长大的人一说到文革就以为整个十年都是戴高帽、游行抄家、泼墨水，以及造反派一些极端的口号。把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 解成这个样子，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第三、彻底否定文革必然就犯了新的错误，即没有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这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奉行的理论，和以前一直奉 行的理论已经找不到共同点了。这怎么解释中国革命？怎么解释党的革命历史？从而使人们对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产生疑问。因为这是一个选择题，肯定现在的理论， 即为有钱人的理论，西化的理论，则必然否定过去一切。如果连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否定了（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那么几千万人的血真的是白流了。中国1840年 以来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的错误。唯一值得肯定是1978年以来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究竟会如何？现在还没有 历史的结论。 实际上，文革不是动乱，而是政治运动。动乱危机的产生是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危机是越来越深刻（文革当中没有 ***），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按照邓的话来说，就是几亿人往外跑。因此，真正存在动乱危机的是现在，是需要我们领导人拿出勇气和魄力的时候，不 应该再把责任推给过去。就象克林顿不能把责任推给里根、布什不能推给克林顿一样。改革还要坚持100年不动摇，也就是说还要继续革1978年以前的体制和 思想的命，这有些好笑，毛泽东用20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去世）建立的体系，已经用24年（1978到2002）来改革它？有这样改革的吗？ 改的时间居然长于建立的时间？还没改好？干脆重新建好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仅仅用了三年罢了。实际上改革是每个政府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的，也就是施政， 为什么一定要说改革呢？是改掉毛泽东的东西，还是改掉后来建立的东西？何必强调如此？反正现在没有几个人懂逻辑。
十、对文革的应有评价。 从客观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我认为对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做法应该否定，但是，文革虽然是领袖发起，但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我们党的一次巨大而痛苦的探索，应 该肯定文革中取得的进步（把氢弹、卫星等文革的成就说成是反对文革的结果，这是多么荒诞） ，大力宣传建国30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要部分。至于现在的政策变化，则可以说是适应新形势的结果，这样不是既照顾到左派又照顾到右派（左 中右永远存在），既照顾到历史又照顾到现在了吗？也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党的形象也有好处。当然，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错误也一定要指出来。总之，客观评价 文革和毛泽东，对于党是有好处的，也不必搞得象现在这样把文革作为一个“准禁区”，有了决议就不管了。又彻底否定它，又不许建文革博物馆，怕影响党的形 象，十分难办。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很多东西不是一个决议能够决定的，关于刘少奇的问题也是有决议的，不是平反了吗？总之，时间会判定一切。但是我们不能等时间 来判断，否则，国家会遭受痛苦。我认为，肯定文革成就，肯定毛主席的功绩，只会使人民高兴，增加各民族的凝聚力，不会影响现在和以后的路线和政策，因为时 代不同了。
现在的人只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他的思想还是很广泛的，比如纪律和理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发展是硬 道理，但是钱不是万能的，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的就是走了斜路了。还说：如果贪污遍地，到处乌烟瘴气，即使经济搞上去了，又有什么意义？看看现 实，想想这些话，不值得崇拜邓的人深思吗？
写这篇文章，只是即兴，所以显得很乱。我不是为文革招魂，相反，本人是“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从激进的叛逆者变成了冷静的思索 者。我是主张西化的，文革不能重演，我非常了解反右和文革的危害，文革主要的3年中（1966到1969）暴露出的野蛮的政治狂热、人权迫害、政治行为的 歇底里、对文化艺术的摧残以及政治理论的乌托邦，是我们党犯的极大错误。如果我写那个罪行，可以写几本书。但是，我对文革从激烈的抨击转到冷静的思考。 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大教训中得不到有益的东西，岂不是白白付出了代价吗？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如果文革真的那么完全是坏的不能再坏 了，为什么亿万人民还主动参与呢？为什么一直到1980年才作出结论呢？当然，人的思维走入误区的时候是很难转头的，人民也是会犯错误的。既然是人民创造 的这个历史，当然历史的责任要由大家来负。如果都责怪到毛泽东身上，老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就等于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教训也没吸收到。
我担心一本糊涂的历史帐，会成为导致真正动乱的根源。民国否定了前清，共和国否定了民国，改革否定了文革，100年来，人们总是生活在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架构和理念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有益的东西呢？在这样的架构中，任何社会价值观都会崩溃。
自由主义与霸权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认为，个人自由具有极为崇高的价值，我也十分赞同自由主义的许多原则；另一方面，我对于特定的自由主义者们在特
定的问题上运用这些原则的具体方式并不总是能够同意的。因此，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更深深地怀疑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许多具
体问题的主张是明显地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原则的，虽然他们声称坚持自由主义的美好原则。他们对于内政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主张都存在着违反自由主义原则的误区。
)
一.自由主义与霸权
自由依赖于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垄断者
自由如何才能获得保障？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在他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 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他当然不可能论及50 年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极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霸权，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哈耶克的上述论断是一条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显然是，而且非常赞同），那么，它显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当今的 国际秩序中，显然就已经出现了——或至少是即将出现——这样一个垄断者，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这个霸权，也就是 说，我们无法转向另一股足以平衡它的力量。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
冷战后的单极霸权是对于自由的威胁
应该说，苏联的垮台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有人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同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有人说， 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还大。他们的说法也许都对，但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不在于苏联比美国更好或更坏，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 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丧失自由，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 否“大公无私”无关。因此，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这个世界显然是丧失了自由。具体事实也已证明如此：苏联垮台之后没有几年，美国已经开始非常轻易地在世 界各地大打出手，不受任何制约，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恐怖的。
单极霸权下的世界“安全”是以我们丧失全部自由为代价的
有人会说，美国的几次大打出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都是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美国出钱、出枪、出人，制止这种暴行，乃是一种为世 界其他人们造福的无私行为。如果没有美国去制止那些极为残酷的暴行，那些受暴行残害的人们岂不是完全无望了吗？美国自己也往往摆出一副“我根本不想当世界 警察，可当世界需要警察时，你们不找我又能去找谁呢”的架势。我在这里不想陷入诸如“米洛舍维奇究竟搞了种族清洗没有”这样的争论，我在这里只讨论如何以 自由主义的原则看待这件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 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美国这次对于南斯拉 夫的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 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不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中——如何限制美国这个强制垄断者的行为？要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这里 并不起作用，我们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 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这个超强还没有完全达到垄断武力的地步，例如，还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 存在。 )
我想再次强调，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之外，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 由。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 美国自己的建国理想再高尚、再自由，都不能消除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因而有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恐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狂轰滥 炸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国际秩序是多么令人恐怖）。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 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 年）。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是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 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制约美国的霸权。这同时就意 味着他应当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 )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支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这些抽象的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自由主义者”就毫无价值。 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究竟 是我对于自由主义理解错了、对于美国理解错了，还是他们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派？我认为是后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 义者不站出来（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有站出来的）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 境，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因而不站出来。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了：在美国霸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 制衡美国的霸权，而是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在令我怀疑他们是否懂得自由主义，或者他们是否真诚。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首先应该反 对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他们没有，他们竟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民族主义，无条件地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
世界为“世界警察”所付出的自由代价大于安全利益
我承认，如果世界上有地方真发生了极为残酷的诸如种族灭绝类的暴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寻找制止暴行的办法，而不应袖手旁观。但我 也想提醒那些“自由主义者”，别忘了他们自己过去对于我们的谆谆教导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我们可能最少受到罪犯的侵扰，但我们宁可不要这种“安全”，因为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实际例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今天美国对于南斯拉夫的轰炸。我想，米洛舍维奇不是完全无辜的，塞尔维亚军队肯定杀害过一 些阿尔巴尼亚族平民，北约不可能完全造谣。但美国的轰炸对于塞尔维亚族平民和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所造成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如果按今天的 这种路子发展下去，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还会大得多。 )
那么，如果真发生了种族灭绝类的暴行（这种暴行真正发生的地方是非洲，但美国没有去制止。一个美国记者对此的辩解是，到那个地方 去干预“太贵”，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钱。我立即反驳，不对，非洲国家的军力比南斯拉夫弱得多，到那个地方去干预只会更“便宜”，不会更“贵”。他想了想，同 意了我的看法，承认美国是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吗？目前来看，在国际关系中，遇到这类事，比不干涉内政更好的办法还真不多，但对 于种族灭绝类的暴行完全袖手旁观确实也为文明人所难以接受。未来的人类应该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等。仅就目前而言，联合国还存在，为什 么不通过联合国？美国对此的辩解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会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美国武力干预南斯拉夫有充分理由吗？如 果有充分理由，为什么不在安理会试一试？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看一看俄罗斯和中国“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丑恶行径”？其实，中国在联合国 的投票一直是很负责任的，对于投否决票尤其小心；而俄罗斯也无绝对袒护南斯拉夫的意思（它也没这个能力）。很显然，美国这次甩开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侵略 南斯拉夫，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北约以武力主宰全世界的国际新秩序。对于美国或至少是北约以外的世界而言，这种国际新秩序与自由格格不入。 )
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不能减少单极霸权对于自由的损害
我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还会提出另一条理由，他们会反对我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毫不相关的论点。他们会说，美国政治制度保证 了美国本身的多元化，就是这次，你在美国也还听得到多种声音，因此，根本不存在力量的垄断或没有制约的问题。一些美国人也是这么说的。记得有一次开会，一 位美国外交官对于我坚持中国也要发展高科技的观点表示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担心什么呢？难道你以为美国政府有能力在高科技上卡住中国的脖子吗？告诉你， 美国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它绝对制止不了英特尔公司卖给中国芯片！今天，我很想请这位美国外交官读一读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开头。 )
“它就像国会山中午的黑暗，一位公司主管说。他被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办公室。空气污浊。没有水。坐在角落里，冒着汗，这位男 子说，他面对着一打审讯员，他们暗示，如果他不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有关他在中国的生意的情况，就会接到传票。他说，这气氛‘就像犯罪调查。这不是在寻找事 实。这是在寻找罪证。’ )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受到指控的人不是一个间谍。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计算机公司之一的高级主管。讯问者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受人尊敬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考克斯的工作人员”。 )
谁说美国没有能力制止英特尔公司卖给中国芯片？只是情况没这么严重，不需要而已。在经济领域尚且如此，如果发生军事争端，美国当然会 更铁板一块，无论其背后的主导是美国政府、美国的统治精英，还是美国的“群氓暴政”。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内部有没有不同声音，而在于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不 是能够约束其全体国民采取一致行动。答案是当然可以，而且恐怕比中国目前的程度高——在最近的几件事中，美国出现过几个专替中国说话的美国“自由主义 者”？即使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应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看待。因此，美国的单极霸权就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下了他的不朽名篇《通向奴役的道路》。今天，他所针对的那种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他所针对的 思想也处于低潮之中。今天的世界与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没有？认识到了新的对于自由的威胁没有？认识 到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中对于自由的威胁的来源有可能不同没有？如果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新的认识，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实在是无法与“自由”这个光荣字眼相配 的。如果我们都不能认识这些问题，那么，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就会降临这个星球，那是一条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二.自由主义与权贵
反对“民粹主义”的真意
今天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比80年代学问确实是长多了。他们知道了“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甚至懂得了“民主政制完全 可能运用全权性全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于是，他们要经常地反对“民粹主 义”了——“民主”的大旗他们是不愿意丢的，那样对于他们在政治上太不利了，于是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民主”。
其实，民主政制确实也是有其弊病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像哈耶克那样直截了当地明确指斥民主政制的弊病有又何妨？然而，如 前所述，在讨论实际问题时，自由主义的原则必须被带到实际环境中去。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妨碍了个人自由的“民粹主义”？抑或恰恰是相反，底层民 众的权利极少？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分析，韩毓海先生发表在《天涯》杂志1998年第5期上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论述的很好，我不妨来借用其中的一些部分。
“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 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 )
实际上，在某些奢谈“市场”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为对立面，而是以公共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公 民道德”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卫的。“自由主义者” 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 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 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 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 种畸形的“资本主义”。…………
如果自由主义还承认权力的集中就是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认为市场不会 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否应该对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怎样限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于声称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 方就是民主的终结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他们不是自己声称是“民主的斗士”吗?根据这样的原则，他们不是应该赞成参与，赞扬机会的均等吗?可是他们在面对现 代社会最大的集权——经济霸权时又是怎么说的呢?在当代世界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重建集权政治的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
“保护少数人”和“防止多数人专制”是自由主义的口头禅。但是，他们没有结合具体的历史状况问一问：这种说法是谁，为什么提出来的?它为现实政治的哪一方服务?……。
由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多数人专制”威胁自由的恐惧自何而来是要再分析的。反过来说，市场对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 吗?……实际上，在俄罗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对少数人专制形成制约。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余价值，剥削国家企业，控制资本积累的官僚，可以通过市 场化重新使统治更为集中化。在1989年之后，他们通过资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义与跨国公司携手，与世界资本市场结合为一体，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使自 己成为“合法的”市民社会，而把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和人口边缘化为“非洲”。而通过将国家机构和企业公司化、市场化，他们则巧妙地使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政 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转化更加合法化。与哈耶克估计的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在这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化，使权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来，其结果是：腐 败盛行，贪污合法化，金融投机和生产徘徊不前，人民大众普遍的政治冷漠。 )
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所受的痛苦，远远不是来自所谓人民民主和“多数人专制”，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少数经济既得利益者的专制和少 数目光呆滞、不近人情的职业官僚的专制铁笼，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打熬我们时间最长的专制形式。自由主义者经常说，人民是目光短浅的、感情冲动的和朝三 暮四的，但是，他们从来拒绝回答，使人民群众得不到信息，使他们对当代政治既无参与能力，又无理解能力的那些制度的基础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不懂 得：自由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人类思想中伟大、宝贵也是有发展生命力的遗产。
这个遗产的宝贵之处就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这个遗产的伟大之处就在 于：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才能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的产生。但 是，也正是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如何对政府进行限制方面，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的争论；甚至也就是在这种矛盾和争论中，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任 和更好地负责任的问题，逐步被演化、模糊为政府可以不对人民负责任的命题。因为一旦人民和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机会被遏制，国家就不再是公共的。 而一旦把政治行为仅仅理解为政府的事物，同时将社会参与看作是有害的，那么，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只能是名义上的。当这个名义上的公共国家的作用仅仅被限 制为制定法律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时，它就实际上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通过接受社会成员的批评，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统统推给“自由 竞争”的市场去“自动解决”。——而那个市场却是遵循着保护“最大利益”和“最大利益集团”的基本原则。 )
保守的“自由主义”向右翼的极端发展，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由主义”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 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到底只能是摧毁所有差异性，拉平社会差别，而且，人民参与 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正是因此，他们才认为“消极自由”和“消极参与的大众”比积极的参与要好得多。与此同时，他们并不认为 各种形式的集中权力和“少数人”专制是危险的，而认为直接民主才是“万恶之源”。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高贵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当代中国 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
对于韩毓海先生的观点，有些我还存在疑问，如“公意”等概念。自由主义对于这些概念的批判也有它的道理。但总体上，我认为道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实质。因此，我就把它借用在这里，省得自己再去重复。 )
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病灶”
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发表的文章看，攻击“民粹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即打击“平均主义”倾向，为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 额财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究竟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是主要倾向，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主要倾向？我 们至少可以说，两种情况都存在吧。另外，中国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额财产之中，虽然一部分是正当得来的，有没有非正当得来的部分？为什么一有人提到社会分配 不公和贪污腐败得来的巨额财产的非正当性，就被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大加挞伐呢？有些自由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的攻击还算是做了区分的。如朱学勤，他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 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 的罪恶’？”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观点从自由主义的原则看是对的。然而，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多少“激进革命的立场”的威胁，倒是有不少“自由主义者” 或是别的一些也不带什么“主义”面具的人，他们可比朱学勤先生偏激得多，根本不准批判社会不公，谁要说“不公”二字，甚至仅仅是研究一下收入的两极分化， 就被戴上了“左”的帽子，被列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不提这种现象，只攻击“民粹主义”，这能说是公正的吗？朱学勤先生说，五四以来一直有两个精神“病 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我虽然十分尊重朱学勤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我也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有许多非常正确的观点，但我认为这两 个精神“病灶”哪个都不大，更大的两个精神“病灶”正好相反：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于一般民众的过度蔑视和过度恐惧；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太缺乏为本民族利 益着想的意识，过分地因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过分急切地认同于西方，以至丧失了一个自由人（且不说是哪国人）应有的自尊和正派。 (
不存心“媚上媚外”就好
我一直怀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民主政制的支持是否真诚。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问：那些把中国的一般民众看 得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文化精英”们怎么会支持民主，支持给予这些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中国一般民众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打“民主” 的旗子恐怕只是为了获取支持的一种策略吧？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想清楚什么叫民主？他们对于政权的批判只是想以自己取代之吧？后来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怀疑：中 国的“文化精英” ——后来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却越来越滑向中国和外国的权贵豪富阶层的帮闲的方向。因此，他们不能饶 过“民粹主义”。 )
其实，民主政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民粹主义”的“弊病”的，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最右翼的美国，也不能完全避免。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即使在美国也是被大打折扣的。仅就经济 主张而言，我认为，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弊病”，而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本身存在着弊病，这种主张不可能在民主政制中完全行得通。当然，民主政制 也有真正的“民粹主义”弊病。自由主义看到了民主政制的“民粹主义”弊病，这很了不起，这有助于防止民主政制中的“民粹主义”弊病走得太远，以至损害了个 人自由。然而，在现今尚不存在“民粹主义”过度行使其政治要求的政治环境的中国，如此急切地反对“民粹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们最好还是名副其实地宣称自己是威权主义者，放下 “民主宪政”的旗子。)
是什么“主义”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和学识并不是由他带着哪一“主义”的面具所决定的。我想在此套用朱学勤先生在《五 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我十分同意的话（“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只改一个 字：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媚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
一.自由主义与霸权
自由依赖于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垄断者
自由如何才能获得保障？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在他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 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他当然不可能论及50 年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极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霸权，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哈耶克的上述论断是一条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显然是，而且非常赞同），那么，它显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当今的 国际秩序中，显然就已经出现了——或至少是即将出现——这样一个垄断者，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这个霸权，也就是 说，我们无法转向另一股足以平衡它的力量。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
冷战后的单极霸权是对于自由的威胁
应该说，苏联的垮台是这个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自由的日子。有人说，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同样有着称霸世界的野心。更有人说， 苏联对于中国的威胁比美国还大。他们的说法也许都对，但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不在于苏联比美国更好或更坏，问题在于，与两极或多极世界相比，世界在单极之 下，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自由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我们丧失自由，是基于出现了一个垄断了我们生存命脉的权威这样一个事实，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是 否“大公无私”无关。因此，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之下，这个世界显然是丧失了自由。具体事实也已证明如此：苏联垮台之后没有几年，美国已经开始非常轻易地在世 界各地大打出手，不受任何制约，今后的发展前景是相当令人恐怖的。
单极霸权下的世界“安全”是以我们丧失全部自由为代价的
有人会说，美国的几次大打出手，如海湾战争和科索沃，都是发生了极为残酷的暴行，美国出钱、出枪、出人，制止这种暴行，乃是一种为世 界其他人们造福的无私行为。如果没有美国去制止那些极为残酷的暴行，那些受暴行残害的人们岂不是完全无望了吗？美国自己也往往摆出一副“我根本不想当世界 警察，可当世界需要警察时，你们不找我又能去找谁呢”的架势。我在这里不想陷入诸如“米洛舍维奇究竟搞了种族清洗没有”这样的争论，我在这里只讨论如何以 自由主义的原则看待这件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 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美国这次对于南斯拉 夫的动武，以传统的国际法观点来看，是不折不扣的侵略。然而，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会在正义的名义下支持这种行为呢？我想，他们是自觉不自觉地情愿把 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美国。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不是在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中——如何限制美国这个强制垄断者的行为？要知道，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这里 并不起作用，我们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如果我们不能限制——而不是靠它自我约束——美国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国 际秩序，恰恰相当于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内政治制度。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美国这个超强还没有完全达到垄断武力的地步，例如，还有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 存在。 )
我想再次强调，除了少数属于垄断武力的国家的人口之外，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的国际秩序绝不可能增进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个人自 由。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的意思，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告诉我们，自由的保障不能来自于统治者的道德高尚，它必须来自制度的制约。 美国自己的建国理想再高尚、再自由，都不能消除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单极霸权，因而有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恐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于南斯拉夫的狂轰滥 炸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国际秩序是多么令人恐怖）。美国的文明和美国的理想，再加上美国的政治制度，最多是意味着这个统治者比较明智，它不是一个虐待狂，以 肆虐为乐趣；它只有在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时才施虐，它甚至会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 年）。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白，这种统治者的明智是没有保障的，它改变不了其制度本身的性质，这就是我们无法“转向另一个人”。自由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 明智，而必须依赖于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因此，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制约美国的霸权。这同时就意 味着他应当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 )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支持美国的单极霸权
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如果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运用这些抽象的原则，那么，自由主义就毫无价值，“自由主义者”就毫无价值。 我不知道那些已经去世的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听到有多少自由主义者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霸权。究竟 是我对于自由主义理解错了、对于美国理解错了，还是他们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没有坚持一个自由主义者应有的正派？我认为是后者。当然，西方国家的自由主 义者不站出来（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站出来，有站出来的）还是有其一定的理由的：他们身属世界统治者的俱乐部，或者体会不到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世界其他人的处 境，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因而不站出来。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态度就有些奇怪了：在美国霸权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星球的时候，他们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 制衡美国的霸权，而是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在令我怀疑他们是否懂得自由主义，或者他们是否真诚。如果他们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的话，他们首先应该反 对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可他们没有，他们竟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的民族主义，无条件地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 )
世界为“世界警察”所付出的自由代价大于安全利益
我承认，如果世界上有地方真发生了极为残酷的诸如种族灭绝类的暴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寻找制止暴行的办法，而不应袖手旁观。但我 也想提醒那些“自由主义者”，别忘了他们自己过去对于我们的谆谆教导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我们可能最少受到罪犯的侵扰，但我们宁可不要这种“安全”，因为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实际例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今天美国对于南斯拉夫的轰炸。我想，米洛舍维奇不是完全无辜的，塞尔维亚军队肯定杀害过一 些阿尔巴尼亚族平民，北约不可能完全造谣。但美国的轰炸对于塞尔维亚族平民和阿尔巴尼亚族平民所造成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中，如果按今天的 这种路子发展下去，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还会大得多。 )
那么，如果真发生了种族灭绝类的暴行（这种暴行真正发生的地方是非洲，但美国没有去制止。一个美国记者对此的辩解是，到那个地方 去干预“太贵”，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钱。我立即反驳，不对，非洲国家的军力比南斯拉夫弱得多，到那个地方去干预只会更“便宜”，不会更“贵”。他想了想，同 意了我的看法，承认美国是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办法吗？目前来看，在国际关系中，遇到这类事，比不干涉内政更好的办法还真不多，但对 于种族灭绝类的暴行完全袖手旁观确实也为文明人所难以接受。未来的人类应该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最终实现大同世界等。仅就目前而言，联合国还存在，为什 么不通过联合国？美国对此的辩解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会在安理会投否决票。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不合作？美国武力干预南斯拉夫有充分理由吗？如 果有充分理由，为什么不在安理会试一试？让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看一看俄罗斯和中国“不负责任”、“滥用权力”的“丑恶行径”？其实，中国在联合国 的投票一直是很负责任的，对于投否决票尤其小心；而俄罗斯也无绝对袒护南斯拉夫的意思（它也没这个能力）。很显然，美国这次甩开联合国，以北约的名义侵略 南斯拉夫，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北约以武力主宰全世界的国际新秩序。对于美国或至少是北约以外的世界而言，这种国际新秩序与自由格格不入。 )
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不能减少单极霸权对于自由的损害
我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还会提出另一条理由，他们会反对我关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毫不相关的论点。他们会说，美国政治制度保证 了美国本身的多元化，就是这次，你在美国也还听得到多种声音，因此，根本不存在力量的垄断或没有制约的问题。一些美国人也是这么说的。记得有一次开会，一 位美国外交官对于我坚持中国也要发展高科技的观点表示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担心什么呢？难道你以为美国政府有能力在高科技上卡住中国的脖子吗？告诉你， 美国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它绝对制止不了英特尔公司卖给中国芯片！今天，我很想请这位美国外交官读一读美国《新闻周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开头。 )
“它就像国会山中午的黑暗，一位公司主管说。他被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办公室。空气污浊。没有水。坐在角落里，冒着汗，这位男 子说，他面对着一打审讯员，他们暗示，如果他不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有关他在中国的生意的情况，就会接到传票。他说，这气氛‘就像犯罪调查。这不是在寻找事 实。这是在寻找罪证。’ )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受到指控的人不是一个间谍。他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计算机公司之一的高级主管。讯问者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和受人尊敬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人考克斯的工作人员”。 )
谁说美国没有能力制止英特尔公司卖给中国芯片？只是情况没这么严重，不需要而已。在经济领域尚且如此，如果发生军事争端，美国当然会 更铁板一块，无论其背后的主导是美国政府、美国的统治精英，还是美国的“群氓暴政”。问题不在于美国的内部有没有不同声音，而在于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不 是能够约束其全体国民采取一致行动。答案是当然可以，而且恐怕比中国目前的程度高——在最近的几件事中，美国出现过几个专替中国说话的美国“自由主义 者”？即使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应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看待。因此，美国的单极霸权就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
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写下了他的不朽名篇《通向奴役的道路》。今天，他所针对的那种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他所针对的 思想也处于低潮之中。今天的世界与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没有？认识到了新的对于自由的威胁没有？认识 到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中对于自由的威胁的来源有可能不同没有？如果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新的认识，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实在是无法与“自由”这个光荣字眼相配 的。如果我们都不能认识这些问题，那么，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就会降临这个星球，那是一条新的通向奴役的道路。
二.自由主义与权贵
反对“民粹主义”的真意
今天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比80年代学问确实是长多了。他们知道了“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甚至懂得了“民主政制完全 可能运用全权性全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于是，他们要经常地反对“民粹主 义”了——“民主”的大旗他们是不愿意丢的，那样对于他们在政治上太不利了，于是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来代替“民主”。
其实，民主政制确实也是有其弊病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像哈耶克那样直截了当地明确指斥民主政制的弊病有又何妨？然而，如 前所述，在讨论实际问题时，自由主义的原则必须被带到实际环境中去。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妨碍了个人自由的“民粹主义”？抑或恰恰是相反，底层民 众的权利极少？
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分析，韩毓海先生发表在《天涯》杂志1998年第5期上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论述的很好，我不妨来借用其中的一些部分。
“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 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 )
实际上，在某些奢谈“市场”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为对立面，而是以公共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公 民道德”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卫的。“自由主义者” 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 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 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 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 种畸形的“资本主义”。…………
如果自由主义还承认权力的集中就是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认为市场不会 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否应该对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怎样限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于声称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 方就是民主的终结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他们不是自己声称是“民主的斗士”吗?根据这样的原则，他们不是应该赞成参与，赞扬机会的均等吗?可是他们在面对现 代社会最大的集权——经济霸权时又是怎么说的呢?在当代世界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重建集权政治的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
“保护少数人”和“防止多数人专制”是自由主义的口头禅。但是，他们没有结合具体的历史状况问一问：这种说法是谁，为什么提出来的?它为现实政治的哪一方服务?……。
由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多数人专制”威胁自由的恐惧自何而来是要再分析的。反过来说，市场对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 吗?……实际上，在俄罗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对少数人专制形成制约。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余价值，剥削国家企业，控制资本积累的官僚，可以通过市 场化重新使统治更为集中化。在1989年之后，他们通过资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义与跨国公司携手，与世界资本市场结合为一体，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使自 己成为“合法的”市民社会，而把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和人口边缘化为“非洲”。而通过将国家机构和企业公司化、市场化，他们则巧妙地使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政 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转化更加合法化。与哈耶克估计的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在这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化，使权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来，其结果是：腐 败盛行，贪污合法化，金融投机和生产徘徊不前，人民大众普遍的政治冷漠。 )
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所受的痛苦，远远不是来自所谓人民民主和“多数人专制”，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少数经济既得利益者的专制和少 数目光呆滞、不近人情的职业官僚的专制铁笼，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打熬我们时间最长的专制形式。自由主义者经常说，人民是目光短浅的、感情冲动的和朝三 暮四的，但是，他们从来拒绝回答，使人民群众得不到信息，使他们对当代政治既无参与能力，又无理解能力的那些制度的基础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不懂 得：自由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人类思想中伟大、宝贵也是有发展生命力的遗产。
这个遗产的宝贵之处就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这个遗产的伟大之处就在 于：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才能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的产生。但 是，也正是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如何对政府进行限制方面，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的争论；甚至也就是在这种矛盾和争论中，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任 和更好地负责任的问题，逐步被演化、模糊为政府可以不对人民负责任的命题。因为一旦人民和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机会被遏制，国家就不再是公共的。 而一旦把政治行为仅仅理解为政府的事物，同时将社会参与看作是有害的，那么，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只能是名义上的。当这个名义上的公共国家的作用仅仅被限 制为制定法律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时，它就实际上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通过接受社会成员的批评，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统统推给“自由 竞争”的市场去“自动解决”。——而那个市场却是遵循着保护“最大利益”和“最大利益集团”的基本原则。 )
保守的“自由主义”向右翼的极端发展，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由主义”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 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到底只能是摧毁所有差异性，拉平社会差别，而且，人民参与 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正是因此，他们才认为“消极自由”和“消极参与的大众”比积极的参与要好得多。与此同时，他们并不认为 各种形式的集中权力和“少数人”专制是危险的，而认为直接民主才是“万恶之源”。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高贵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当代中国 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
对于韩毓海先生的观点，有些我还存在疑问，如“公意”等概念。自由主义对于这些概念的批判也有它的道理。但总体上，我认为道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实质。因此，我就把它借用在这里，省得自己再去重复。 )
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病灶”
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发表的文章看，攻击“民粹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方面，即打击“平均主义”倾向，为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 额财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究竟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太大是主要倾向，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主要倾向？我 们至少可以说，两种情况都存在吧。另外，中国目前的豪富阶层的巨额财产之中，虽然一部分是正当得来的，有没有非正当得来的部分？为什么一有人提到社会分配 不公和贪污腐败得来的巨额财产的非正当性，就被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大加挞伐呢？有些自由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的攻击还算是做了区分的。如朱学勤，他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 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 的罪恶’？”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观点从自由主义的原则看是对的。然而，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多少“激进革命的立场”的威胁，倒是有不少“自由主义者” 或是别的一些也不带什么“主义”面具的人，他们可比朱学勤先生偏激得多，根本不准批判社会不公，谁要说“不公”二字，甚至仅仅是研究一下收入的两极分化， 就被戴上了“左”的帽子，被列为十恶不赦的“坏人”。不提这种现象，只攻击“民粹主义”，这能说是公正的吗？朱学勤先生说，五四以来一直有两个精神“病 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我虽然十分尊重朱学勤先生的人品和学识，我也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中有许多非常正确的观点，但我认为这两 个精神“病灶”哪个都不大，更大的两个精神“病灶”正好相反：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于一般民众的过度蔑视和过度恐惧；一个是中国知识精英太缺乏为本民族利 益着想的意识，过分地因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过分急切地认同于西方，以至丧失了一个自由人（且不说是哪国人）应有的自尊和正派。 (
不存心“媚上媚外”就好
我一直怀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民主政制的支持是否真诚。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问：那些把中国的一般民众看 得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文化精英”们怎么会支持民主，支持给予这些这么丑陋、这么愚昧、这么可恶的中国一般民众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打“民主” 的旗子恐怕只是为了获取支持的一种策略吧？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想清楚什么叫民主？他们对于政权的批判只是想以自己取代之吧？后来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怀疑：中 国的“文化精英” ——后来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还打着“民主”的旗号，却越来越滑向中国和外国的权贵豪富阶层的帮闲的方向。因此，他们不能饶 过“民粹主义”。 )
其实，民主政制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民粹主义”的“弊病”的，即使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最右翼的美国，也不能完全避免。哈耶克等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即使在美国也是被大打折扣的。仅就经济 主张而言，我认为，这不是“民粹主义”的“弊病”，而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本身存在着弊病，这种主张不可能在民主政制中完全行得通。当然，民主政制 也有真正的“民粹主义”弊病。自由主义看到了民主政制的“民粹主义”弊病，这很了不起，这有助于防止民主政制中的“民粹主义”弊病走得太远，以至损害了个 人自由。然而，在现今尚不存在“民粹主义”过度行使其政治要求的政治环境的中国，如此急切地反对“民粹主义”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们最好还是名副其实地宣称自己是威权主义者，放下 “民主宪政”的旗子。)
是什么“主义”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一个人的人格和学识并不是由他带着哪一“主义”的面具所决定的。我想在此套用朱学勤先生在《五 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我十分同意的话（“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只改一个 字：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媚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
野蛮的没落----蒙古帝国的启示
世界上从古到今有很多强大的帝国象古罗马帝国，古巴比伦等。这些强大的帝国都没落了，但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没落得象蒙古那样似乎已经被抛到了世界文明的角落。
古罗马等虽然分裂了，但是古罗马所孕育的文明从来没有没落过，欧洲这个古罗马的后裔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现代文明的发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罗马 的文明从来没有没落过。然而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无数文明国家的蒙古雄风何在？蒙古自1206年由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开始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 蒙哥汗以来70多年的征讨兼并至1279年张弘范灭宋，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帝国。蒙古人的国家有多大？蒙古人的帝国东抵日本海，西至 欧洲几近莫斯科，北至北极圈的日不落之山，南括海南岛。蒙古大帝国又分为以中国，蒙古，和苏联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广阔国土的元朝。额尔齐斯河以西还是蒙古人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所建立的钦察汗国，所以现在俄国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元朝和钦察汗国所有的。阿姆河以西是蒙哥汗之弟旭烈兀后裔的伊利汗国，现在的阿富汗 等都属伊利汗国。而阿姆河以东阿尔泰山以西则是窝阔台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和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后裔的察合台汗国。都说苏联大，其实蒙古人铁蹄践踏的土地 比苏联要大的多；都说美国强，其实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比美国要强的多。你不能说美国更不能说苏联征服了世界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蒙古人曾经在七十年之中就征服 了世界。
蒙古是靠什么征服世界的？是靠野蛮。虽然我们已奉元朝为中国之正朔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讳言蒙古人的罪恶。其实，元朝是中国的正 朔只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蒙古国，所有的蒙古土地和人都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我们勉强可以说蒙元是中国的正朔。但世界上有一个蒙古国， 如果元朝是中国的正朔，那元朝于蒙古国是什么？不能因为蒙古人曾经统治过中国征服过中国而中国也有蒙古族则蒙元就是中国的正朔。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说 日本和俄罗斯都可做中国的正统了。如果元朝是中国正统那么蒙古国的历史应该怎么写？难道说蒙古国的历史要写上蒙古从1279年到1368年的一百年是在 中国的统治下？世界上被蒙古征服过的国家很多而奉蒙古人为正朔的仅中国一个。怎样公正而客观地对待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吗？蒙古人是用什么方法征服 中国和世界的？是靠血腥野蛮的屠杀！蒙古人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和残忍残酷的民族。蒙古军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蒙古人对中国人的屠杀可以说是 最残烈的。这一点翻开历史满目皆是蒙古人的骄傲汉族人的血泪。
如此强大的蒙古为什么很快没落，而且没落到与现代文明相比如同原始部落一样的地步？因为他们野蛮，因为他们崇尚暴力拒绝文明。他们的野蛮使他们盛极一时但永远没落。蒙古人不仅在征战时对中国人极尽屠杀，就是在建国之后仍然无数次屠城。
例 如1352年7月屠杭州城，九月元丞相脱脱屠徐州城。用屠城的方法来对待“本国”的反抗者，日本人都没做到，但蒙古人用此来对待中国人却是司空见惯寻常 事。蒙古人不仅屠杀汉人，更从制度上分天下民为四等。蒙古人是一等，色目人是二等，北方的汉人被蒙古征服而归顺的是三等，南人即南宋所辖的汉人为第四等。 省，台，院，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均用蒙古人和色目人。蒙古人更对汉人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凌虐，汉人不得有马，更不得持兵器，出征时的器 械，还即要交回官库。元宣政院奉诏言：汉人凡殴西番僧者断手，骂者断舌。蒙古人可以可以任意奸淫汉人妻女。蒙古人除了在平时大量地屠杀汉人外，为了巩固蒙 元的统治彻底消灭汉人的反抗力量和可能性，元丞相伯颜提出要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
如此野蛮的政权怎能长久？如此野蛮的蒙古人，如此仇恨屠杀汉人的蒙古人，把他们屠杀千万汉人所建立的奴役，歧视，仇恨，屠杀汉人的元朝奉为中国的正统，对中国人对汉人是什么？是奇耻大辱，是数典忘祖。所以正如我所说的记住历史不容易，这段历史是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的。
俱 往矣，那野蛮的蒙古没落了。用野蛮来征服世界者用屠杀来威服人民者破败了，被世界文明扫入了那种野蛮所应得的垃圾堆中。而这种野蛮的没落留给人民的思考却 是深远的，起码在西方世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那野蛮的蒙古。西方可以重建纳粹德国，可以重建日本但没有谁要重建野蛮的蒙古。苏联俄国这个曾经被蒙古人征服 的，曾经被封为仅次于蒙古人的二等人种对蒙古没有感激，没有开发，没有承认，没有奉为正朔，只有占领只有控制只有让它蒙昧。有时候看看蒙古人的历史才明白 野蛮者既可恶可恨，但它们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如蒙古人那样对待同是人类的其他民族的人还是人吗？中国人在歌颂成吉思汗挽弓射大雕的雄壮时是否也曾想到那 无数支射雕的利箭正是射向中国人的正是射向汉人的祖先的？
野蛮的蒙古之没落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是什么？是仁爱，是文明，是 先进。野蛮可能暂时战胜文明，落后可能暂时战胜先进，但野蛮终究要落后终究要失败。我们中国人为了富国安民，为了使中国人的子孙免受野蛮的屠戮，就要保持 文明就要保持先进。不仅要文明先进而且要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因为只有文明才是长远强盛的，野蛮而盛极如蒙古者也破败蒙昧如此，足以警戒后人。
一个国家只有当这个国家的人民文明了才能称为文明之国，一个民族只有当其人民有道德了才能谓之礼义之邦。在文明和礼义上我们落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在 中国你见不到礼让，到处是争夺。连买一张车票都要挤，在大街上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我们的勇敢是用来对付同胞的，我们的智慧是用来压制同胞的，这不仅是现 在，其实历史上就如此。而正因为如此，中华泱泱大国，兆亿子民才屡遭少数民族的屠杀和奴役。唐诗宋词不能体现我们的文明。我们要承认我们在文明上道德上的 落后，知耻者近乎勇。我们不要责骂那些指出中国人劣根性的人，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说的是事实我们都要接受，都要感谢，我们更要反省。孔子曰吾 日三省乎吾身，一个常常反省一个感谢批评的民族才可能文明，先进。其实对批评的态度本身就是文明程度的检验。
现在，中国提出“以德治 国”，这是对的。不以德治国难道以野蛮治国？这么久了重提以德治国是对中华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回归。当然是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什么是德？德就是文明。 只有以文明治国，中国才能是文明之国。以德治国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文明先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的先进和文明。文明和素质的提高既有赖于教育更 依靠公平和制度。如何实现以文明治国，如何提高中国人的文明和素质是中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挑战。
古罗马等虽然分裂了，但是古罗马所孕育的文明从来没有没落过，欧洲这个古罗马的后裔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现代文明的发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古罗马 的文明从来没有没落过。然而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无数文明国家的蒙古雄风何在？蒙古自1206年由铁木真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开始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 蒙哥汗以来70多年的征讨兼并至1279年张弘范灭宋，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帝国。蒙古人的国家有多大？蒙古人的帝国东抵日本海，西至 欧洲几近莫斯科，北至北极圈的日不落之山，南括海南岛。蒙古大帝国又分为以中国，蒙古，和苏联额尔齐斯河以东的广阔国土的元朝。额尔齐斯河以西还是蒙古人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所建立的钦察汗国，所以现在俄国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元朝和钦察汗国所有的。阿姆河以西是蒙哥汗之弟旭烈兀后裔的伊利汗国，现在的阿富汗 等都属伊利汗国。而阿姆河以东阿尔泰山以西则是窝阔台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和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后裔的察合台汗国。都说苏联大，其实蒙古人铁蹄践踏的土地 比苏联要大的多；都说美国强，其实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比美国要强的多。你不能说美国更不能说苏联征服了世界但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蒙古人曾经在七十年之中就征服 了世界。
蒙古是靠什么征服世界的？是靠野蛮。虽然我们已奉元朝为中国之正朔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讳言蒙古人的罪恶。其实，元朝是中国的正 朔只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蒙古国，所有的蒙古土地和人都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我们勉强可以说蒙元是中国的正朔。但世界上有一个蒙古国， 如果元朝是中国的正朔，那元朝于蒙古国是什么？不能因为蒙古人曾经统治过中国征服过中国而中国也有蒙古族则蒙元就是中国的正朔。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说 日本和俄罗斯都可做中国的正统了。如果元朝是中国正统那么蒙古国的历史应该怎么写？难道说蒙古国的历史要写上蒙古从1279年到1368年的一百年是在 中国的统治下？世界上被蒙古征服过的国家很多而奉蒙古人为正朔的仅中国一个。怎样公正而客观地对待历史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吗？蒙古人是用什么方法征服 中国和世界的？是靠血腥野蛮的屠杀！蒙古人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和残忍残酷的民族。蒙古军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蒙古人对中国人的屠杀可以说是 最残烈的。这一点翻开历史满目皆是蒙古人的骄傲汉族人的血泪。
如此强大的蒙古为什么很快没落，而且没落到与现代文明相比如同原始部落一样的地步？因为他们野蛮，因为他们崇尚暴力拒绝文明。他们的野蛮使他们盛极一时但永远没落。蒙古人不仅在征战时对中国人极尽屠杀，就是在建国之后仍然无数次屠城。
例 如1352年7月屠杭州城，九月元丞相脱脱屠徐州城。用屠城的方法来对待“本国”的反抗者，日本人都没做到，但蒙古人用此来对待中国人却是司空见惯寻常 事。蒙古人不仅屠杀汉人，更从制度上分天下民为四等。蒙古人是一等，色目人是二等，北方的汉人被蒙古征服而归顺的是三等，南人即南宋所辖的汉人为第四等。 省，台，院，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均用蒙古人和色目人。蒙古人更对汉人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凌虐，汉人不得有马，更不得持兵器，出征时的器 械，还即要交回官库。元宣政院奉诏言：汉人凡殴西番僧者断手，骂者断舌。蒙古人可以可以任意奸淫汉人妻女。蒙古人除了在平时大量地屠杀汉人外，为了巩固蒙 元的统治彻底消灭汉人的反抗力量和可能性，元丞相伯颜提出要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
如此野蛮的政权怎能长久？如此野蛮的蒙古人，如此仇恨屠杀汉人的蒙古人，把他们屠杀千万汉人所建立的奴役，歧视，仇恨，屠杀汉人的元朝奉为中国的正统，对中国人对汉人是什么？是奇耻大辱，是数典忘祖。所以正如我所说的记住历史不容易，这段历史是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的。
俱 往矣，那野蛮的蒙古没落了。用野蛮来征服世界者用屠杀来威服人民者破败了，被世界文明扫入了那种野蛮所应得的垃圾堆中。而这种野蛮的没落留给人民的思考却 是深远的，起码在西方世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那野蛮的蒙古。西方可以重建纳粹德国，可以重建日本但没有谁要重建野蛮的蒙古。苏联俄国这个曾经被蒙古人征服 的，曾经被封为仅次于蒙古人的二等人种对蒙古没有感激，没有开发，没有承认，没有奉为正朔，只有占领只有控制只有让它蒙昧。有时候看看蒙古人的历史才明白 野蛮者既可恶可恨，但它们是不值得同情的。因为如蒙古人那样对待同是人类的其他民族的人还是人吗？中国人在歌颂成吉思汗挽弓射大雕的雄壮时是否也曾想到那 无数支射雕的利箭正是射向中国人的正是射向汉人的祖先的？
野蛮的蒙古之没落对中国和世界的启示是什么？是仁爱，是文明，是 先进。野蛮可能暂时战胜文明，落后可能暂时战胜先进，但野蛮终究要落后终究要失败。我们中国人为了富国安民，为了使中国人的子孙免受野蛮的屠戮，就要保持 文明就要保持先进。不仅要文明先进而且要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因为只有文明才是长远强盛的，野蛮而盛极如蒙古者也破败蒙昧如此，足以警戒后人。
一个国家只有当这个国家的人民文明了才能称为文明之国，一个民族只有当其人民有道德了才能谓之礼义之邦。在文明和礼义上我们落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在 中国你见不到礼让，到处是争夺。连买一张车票都要挤，在大街上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我们的勇敢是用来对付同胞的，我们的智慧是用来压制同胞的，这不仅是现 在，其实历史上就如此。而正因为如此，中华泱泱大国，兆亿子民才屡遭少数民族的屠杀和奴役。唐诗宋词不能体现我们的文明。我们要承认我们在文明上道德上的 落后，知耻者近乎勇。我们不要责骂那些指出中国人劣根性的人，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说的是事实我们都要接受，都要感谢，我们更要反省。孔子曰吾 日三省乎吾身，一个常常反省一个感谢批评的民族才可能文明，先进。其实对批评的态度本身就是文明程度的检验。
现在，中国提出“以德治 国”，这是对的。不以德治国难道以野蛮治国？这么久了重提以德治国是对中华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回归。当然是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什么是德？德就是文明。 只有以文明治国，中国才能是文明之国。以德治国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文明先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的先进和文明。文明和素质的提高既有赖于教育更 依靠公平和制度。如何实现以文明治国，如何提高中国人的文明和素质是中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挑战。
蒙古大军攻克欧洲的秘诀
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
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欧洲军队的战斗无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是在很小战场内进行的。而且，欧洲军队有惯
常的骑士之风，崇信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当他们遇见可以把百里方圆的地方做战场，且习惯迂回的蒙古军队时，他们的确是碰上了无法想象的战争场面。
蒙古人西征时，在发生大部队与敌正面遭遇的时候，蒙古骑兵也会迅速排成战术队伍发起正面的攻击。其战术队形通常是排成五个左右的横队，每 个横队均为单列。各横队相距很宽的距离。这样形成了远远大与对手的宽大正面。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其余为轻骑兵。在此之外则还有大批的游骑四处做表面上无 意义的运动。
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高的速度冲出，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 学来的毒箭。几次齐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 回击，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而这种反复的 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一但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 则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蒙古军队在骑兵快速大纵深地前进时，遇敌坚固的城堡，通常只留少数部队监视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大部队仍继续高速前进，使后方的敌人根本无法作出战争准备。另外。蒙古军队常常利用冬季大河结冰时发起战争。
例如，1241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 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 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四月，双方最终则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 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立即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 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 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蒙古主力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 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史料记载蒙古人的毒箭含砒霜巴豆，产生强烈的毒烟)、燃烧油。这些攻击武 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见。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 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 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为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 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 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蒙古军特殊装备——蒙古马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 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 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 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而且，蒙古马在蒙古军队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并且，蒙古骑兵通常备有不止一匹战马。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
比如，1241年冬季，苏布台的主力骑兵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时，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而布满积雪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且多是无路的山地。
蒙古军的中原新式武器
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 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 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其实，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 战术体现出来了。在东方(以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范围内)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 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代的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 车、骑协同战阵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
东方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 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如果对付罗马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密集步兵方阵，采用正面作 战的方式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与东方军队不同的是，西方军队一开始就采用严密的队形，特别强调突出正战的攻击力和防护力，以罗马和马 其顿的步兵方阵为 例。这种步兵方阵通常由贵族和平民排成20排以上密集的队伍，身着厚厚的重甲，手握长枪，越往后排，长枪越长，架在前排的肩膀上，这样就在方阵的正面形成 了真正的丛枪如林，方阵的后面则通常由奴隶紧紧跟着，作后勤和护理工作，或者由标枪手不停往对方投掷标枪。这个方阵的两翼则由骑兵担任保护两翼不受冲击的 任务。很明显，这种战术的冲击力是远非东方军队可比的，但它的弱点也非常突出：队伍转动不便，必须时刻注意保持队形的严整。
即使 在进入铁器时代，马的鞍具的发展，使得骑兵越来越重要了，双方在骑兵的战术运用上也有巨大的差别。东方的骑兵很少有重装甲，骑兵即能用马刀、长枪也可以使 用弓箭。骑兵主要目的是为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正面的冲击力，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作战。而西方的骑兵部队发展出了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 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但是与东方不同的是，骑兵战术的使用仍和古罗马时代的步兵方阵相同，讲究队形和正面 的杀伤力和防护力，几乎没有太多的战术机动能力，作战范围仍然是在很小的区域内进行。
东西方的军队由于地理障碍，除了欧洲军队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军队从未与万里之外的西方军队打过照面。唯一可能的机会，在亚历山大攻克印度准备东进时，因病逝而告终。
蒙 古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立即开始对中国北方的各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蒙古军队在一开始完全依赖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和过去的游牧民族军队一样，没 有步兵攻坚力量的协同。在中原各高大坚固的城墙面前，强大的骑兵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在野战中所向无敌。很快，蒙古人从辽、金、西夏的军队上学到了步兵 攻坚的本领，改变了继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学会了运用汉族新的发明的火药和抛石武器。
在战术的运用上，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 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 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他们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 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这种战术在过去的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用过。但象蒙古人一样利用四处游骑做间谍， 大规模的骑兵可以随时远距离攻击的情形则没有出现过。加之，蒙古人大量地编入汉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使用汉族先进的攻坚器材担 任攻城的任务，使他们在东方无论是野地浪战还是摧城拔寨，几乎所向必克。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各部落的领导即是生活 生产的管理组织者又是军事行动的管理组织者。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 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综上分析，蒙古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是必然的 结果。而蒙古在日本和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恰好是因为这两个战场是蒙古军队最无法发挥优势的地方。他们必须下马乘船，靠老天保佑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抵岸 后，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无法大规模地穿插机动，甚至还不能骑马作战。更糟糕的是潮湿的空气让他们适应大陆气候的鼻子无法呼吸，他们成了病夫或被瘟疫夺去 生命，就象欧洲军队不能适应他们一样，他们也不能适应这里老是从丛林冒出的军队。何况，他们的战友是心怀狐疑的汉人。
蒙古人西征时，在发生大部队与敌正面遭遇的时候，蒙古骑兵也会迅速排成战术队伍发起正面的攻击。其战术队形通常是排成五个左右的横队，每 个横队均为单列。各横队相距很宽的距离。这样形成了远远大与对手的宽大正面。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其余为轻骑兵。在此之外则还有大批的游骑四处做表面上无 意义的运动。
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高的速度冲出，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 学来的毒箭。几次齐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 回击，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而这种反复的 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一但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 则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蒙古军队在骑兵快速大纵深地前进时，遇敌坚固的城堡，通常只留少数部队监视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大部队仍继续高速前进，使后方的敌人根本无法作出战争准备。另外。蒙古军队常常利用冬季大河结冰时发起战争。
例如，1241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 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 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四月，双方最终则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 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立即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 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 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蒙古主力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 立即撤回坚固的兵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史料记载蒙古人的毒箭含砒霜巴豆，产生强烈的毒烟)、燃烧油。这些攻击武 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见。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 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 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为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 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 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蒙古军特殊装备——蒙古马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 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 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 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而且，蒙古马在蒙古军队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并且，蒙古骑兵通常备有不止一匹战马。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
比如，1241年冬季，苏布台的主力骑兵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时，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而布满积雪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且多是无路的山地。
蒙古军的中原新式武器
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 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 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其实，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 战术体现出来了。在东方(以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范围内)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 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代的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 车、骑协同战阵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
东方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 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如果对付罗马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密集步兵方阵，采用正面作 战的方式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与东方军队不同的是，西方军队一开始就采用严密的队形，特别强调突出正战的攻击力和防护力，以罗马和马 其顿的步兵方阵为 例。这种步兵方阵通常由贵族和平民排成20排以上密集的队伍，身着厚厚的重甲，手握长枪，越往后排，长枪越长，架在前排的肩膀上，这样就在方阵的正面形成 了真正的丛枪如林，方阵的后面则通常由奴隶紧紧跟着，作后勤和护理工作，或者由标枪手不停往对方投掷标枪。这个方阵的两翼则由骑兵担任保护两翼不受冲击的 任务。很明显，这种战术的冲击力是远非东方军队可比的，但它的弱点也非常突出：队伍转动不便，必须时刻注意保持队形的严整。
即使 在进入铁器时代，马的鞍具的发展，使得骑兵越来越重要了，双方在骑兵的战术运用上也有巨大的差别。东方的骑兵很少有重装甲，骑兵即能用马刀、长枪也可以使 用弓箭。骑兵主要目的是为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正面的冲击力，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作战。而西方的骑兵部队发展出了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 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但是与东方不同的是，骑兵战术的使用仍和古罗马时代的步兵方阵相同，讲究队形和正面 的杀伤力和防护力，几乎没有太多的战术机动能力，作战范围仍然是在很小的区域内进行。
东西方的军队由于地理障碍，除了欧洲军队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军队从未与万里之外的西方军队打过照面。唯一可能的机会，在亚历山大攻克印度准备东进时，因病逝而告终。
蒙 古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立即开始对中国北方的各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蒙古军队在一开始完全依赖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和过去的游牧民族军队一样，没 有步兵攻坚力量的协同。在中原各高大坚固的城墙面前，强大的骑兵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在野战中所向无敌。很快，蒙古人从辽、金、西夏的军队上学到了步兵 攻坚的本领，改变了继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学会了运用汉族新的发明的火药和抛石武器。
在战术的运用上，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 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 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他们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 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这种战术在过去的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用过。但象蒙古人一样利用四处游骑做间谍， 大规模的骑兵可以随时远距离攻击的情形则没有出现过。加之，蒙古人大量地编入汉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使用汉族先进的攻坚器材担 任攻城的任务，使他们在东方无论是野地浪战还是摧城拔寨，几乎所向必克。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各部落的领导即是生活 生产的管理组织者又是军事行动的管理组织者。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 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综上分析，蒙古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是必然的 结果。而蒙古在日本和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恰好是因为这两个战场是蒙古军队最无法发挥优势的地方。他们必须下马乘船，靠老天保佑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抵岸 后，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无法大规模地穿插机动，甚至还不能骑马作战。更糟糕的是潮湿的空气让他们适应大陆气候的鼻子无法呼吸，他们成了病夫或被瘟疫夺去 生命，就象欧洲军队不能适应他们一样，他们也不能适应这里老是从丛林冒出的军队。何况，他们的战友是心怀狐疑的汉人。
经典沟通原则15条
一、讲出来
尤其是坦白的讲出来你内心的感受、感情、痛苦、想法和期望，但绝对不是批评、责备、抱怨、攻击。
二、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不攻击、不说教
批评、责备、抱怨、攻击这些都是沟通的刽子手，只会使事情恶化。
三、互相尊重
只有给予对方尊重才有沟通，若对方不尊重你时，你也要适当的请求对方的尊重，否则很难沟通。
四、绝不口出恶言
恶言伤人，就是所谓的"祸从口出"。
五、不说不该说的话
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话，往往要花费极大的代价来弥补，正是所谓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甚至于还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所以沟通不能够信口雌黄、口无遮拦；但是完全不说话，有时候也会变得更恶劣。
六、情绪中不要沟通，尤其是不能够做决定
情绪中的沟通常常无好话，既理不清，也讲不明；尤其在情绪中，很容易冲动而失去理性，如：吵的不可开交的夫妻、反目成仇的父母子女、对峙已久的上司下属，尤其是不能够在情绪中做出情绪性、冲动性的"决定"，这很容易让事情不可挽回，令人后悔！
七、理性沟通，不理性不要沟通
不理性只有争执的份，不会有结果，更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这种沟通无济于事。
八、觉知
不只是沟通才需要觉知，一切都需要。如果自己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如不想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错了"，这就是一种觉知。
九、承认我错了
承认我错了是沟通的消毒剂，可解冻、改善与转化沟通的问题。就一句：我错了！勾销了多少人的新仇旧恨，化解掉多少年打不开的死结，让人豁然开朗，放下武 器，重新面对自己，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甚至于我是谁？在这浩瀚的宇宙洪流里，人最在意的就是"我"，如果有人不尊重我、打压我、欺负我或侮辱我时，即使是 亲如父子，都可能反目成仇，偏唳一点的，离家出走还算什么，死给你看的例子都屡见不鲜！
十、说对不起！
说对不起，不代表我真的做了什么天大的错误或伤天害理的事，而是一种软化剂，使事情终有"转圈"的余地，甚至于还可以创造"天堂"；其实有时候你也真的是大错特错，死不认错就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
十一、让奇迹发生
如今自己愿意互相认错，就是在替自己与家人创造了天堂与奇迹；化不可能为可能。
十二、爱
一切都是爱，"爱是最伟大的治疗师"。
十三、等待转机
如果没有转机，就要等待；急只会治丝益棼；当然，不要以为空等待，成果就会从天下掉下来，还是要你自己去努力，但是努力并不一定会有结果，或舍本逐末；但若不努力时，你将什么都没有。
十四、耐心
等待唯一不可少的是耐心，有志者事竟成。
十五、智慧
智慧使人不执着，而且福至心灵。
心灵妙方：
找一个良辰吉时开始，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讲出来"、"表示意见"、"跟他沟通"，如此一个星期，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纯真，不一定懵懂，不一定装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透澈程度。当我们多了一点年纪，少了一些脾气，渐渐明了，有些事是可以懂一辈子的，有些事要用一辈子 去懂。也许，世界太大了，人太多了，心太乱了，来不及看，来不及想，来不及懂。在着重五颜六色的人际包装时代，情感的外放，感觉的内敛，我们需要多一点的 纯真，多一点的透明感。
尤其是坦白的讲出来你内心的感受、感情、痛苦、想法和期望，但绝对不是批评、责备、抱怨、攻击。
二、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不攻击、不说教
批评、责备、抱怨、攻击这些都是沟通的刽子手，只会使事情恶化。
三、互相尊重
只有给予对方尊重才有沟通，若对方不尊重你时，你也要适当的请求对方的尊重，否则很难沟通。
四、绝不口出恶言
恶言伤人，就是所谓的"祸从口出"。
五、不说不该说的话
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话，往往要花费极大的代价来弥补，正是所谓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甚至于还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所以沟通不能够信口雌黄、口无遮拦；但是完全不说话，有时候也会变得更恶劣。
六、情绪中不要沟通，尤其是不能够做决定
情绪中的沟通常常无好话，既理不清，也讲不明；尤其在情绪中，很容易冲动而失去理性，如：吵的不可开交的夫妻、反目成仇的父母子女、对峙已久的上司下属，尤其是不能够在情绪中做出情绪性、冲动性的"决定"，这很容易让事情不可挽回，令人后悔！
七、理性沟通，不理性不要沟通
不理性只有争执的份，不会有结果，更不可能有好结果，所以，这种沟通无济于事。
八、觉知
不只是沟通才需要觉知，一切都需要。如果自己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如不想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错了"，这就是一种觉知。
九、承认我错了
承认我错了是沟通的消毒剂，可解冻、改善与转化沟通的问题。就一句：我错了！勾销了多少人的新仇旧恨，化解掉多少年打不开的死结，让人豁然开朗，放下武 器，重新面对自己，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甚至于我是谁？在这浩瀚的宇宙洪流里，人最在意的就是"我"，如果有人不尊重我、打压我、欺负我或侮辱我时，即使是 亲如父子，都可能反目成仇，偏唳一点的，离家出走还算什么，死给你看的例子都屡见不鲜！
十、说对不起！
说对不起，不代表我真的做了什么天大的错误或伤天害理的事，而是一种软化剂，使事情终有"转圈"的余地，甚至于还可以创造"天堂"；其实有时候你也真的是大错特错，死不认错就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
十一、让奇迹发生
如今自己愿意互相认错，就是在替自己与家人创造了天堂与奇迹；化不可能为可能。
十二、爱
一切都是爱，"爱是最伟大的治疗师"。
十三、等待转机
如果没有转机，就要等待；急只会治丝益棼；当然，不要以为空等待，成果就会从天下掉下来，还是要你自己去努力，但是努力并不一定会有结果，或舍本逐末；但若不努力时，你将什么都没有。
十四、耐心
等待唯一不可少的是耐心，有志者事竟成。
十五、智慧
智慧使人不执着，而且福至心灵。
心灵妙方：
找一个良辰吉时开始，不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讲出来"、"表示意见"、"跟他沟通"，如此一个星期，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纯真，不一定懵懂，不一定装傻，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透澈程度。当我们多了一点年纪，少了一些脾气，渐渐明了，有些事是可以懂一辈子的，有些事要用一辈子 去懂。也许，世界太大了，人太多了，心太乱了，来不及看，来不及想，来不及懂。在着重五颜六色的人际包装时代，情感的外放，感觉的内敛，我们需要多一点的 纯真，多一点的透明感。
The struggle of the champions
China wants to build world-class companies. Can it succeed?
< class="diaryFoot">- 作者： chilly_xg 2005年06月6日, 星期一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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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or of the darkened room is strewn with mattresses and scattered
shoes. Sleeping bodies stir under duvets. Nearby, others nap at their
desks, heads on arms. It is a Friday afternoon at the headquarters of
Huawei—one of China's most dynamic and ambitious companies and one of a
handful, alongside Haier in white goods, Lenovo in personal computers,
TCL in televisions and steelmaker Baosteel, whose names are starting to
be heard around the world.
The
scene is reminiscent of a plac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obe: Silicon
Valley at its most breathless, when programmers on the go “24/7”
collapsed with exhaustion at their workstations. Huawei's astonishing
campu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southern city of Shenzhen is straight
out of the technology bubble too, with four football fields, swimming
pools, apartments for 3,000 families and a fantastical Disney-esque
research centre with doric pillars and marbled interior.
The
hubris at Huawei, which makes telecoms equipment like routers and
switches, is also vintage 1990s America. Hu Yong, a vice-president, is
proud of being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that over 3,000 of the
group's 24,000 employees are overseas nationals and that two-fifths of
its more than $5 billion revenues in 2004 will be made outside China.
“Are we a global player? Fortune magazine says that is when international sales exceed 20% of your total,” he says. “So the answer is yes.”
Huawei
is also stating to impress abroad. François Paulus, head of the
network division at Neuf Telecom, a French firm that uses Huawei's
optical transmission equipment to sell voice, data and video services,
says: “When we first saw Huawei we couldn't believe a Chinese company
could match an occidental one—we were wrong. Their technology was
better and they were 30% cheaper.” Nigel Pitcher at Fibernet, a British
telecoms firm that uses Huawei's ethernet equipment, calls the company
“world class”. Huawei is spending millions of dollars building a global
brand—its print ads lyrically recount how its engineers toiled in the
Algerian Sahara to install mobile-phone base stations “ahead of
schedule and under budget”.
Yet
the true extent of Huawei's international reach is hard to gauge. Much
of its overseas business is in emerging markets where there is little
competition. Though it is pushing into Europe, it lacks the muscle of
rivals. In France it has only around 80 support staff compared with
Alcatel's thousands. Mr Paulus worries that rivals are catching up with
Huawei's technology. And while Huawei has won contracts in the growth
area of third-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the latest is in the
Netherlands—many are in minor markets. That Cisco, the industry leader,
successfully sued Huawei for intellectual-property theft suggests
weaknesses in its technological base.
Back
home in Shenzhen, Huawei is just as opaque. Its ornate buildings on
campus are oddly deserted and Huawei is vague about what they are all
for. While it insists that it is a private company owned by its
employees, Ren Zhengfei, one of its founders, was an officer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ompany denies, but admits it cannot
shake, speculation that it is really controlled by the military. It
denies even more hotly rumours that its overseas offices, some run from
Chinese consulates, spy for China. William Xu, another vice-president,
insists Huawei has no government links. Yet its multi-billion-yuan
campus, lavish marketing and relentless expansion overseas are hard to
square with it being a private company that made just $300m of profits
last year. Nor is it clear why Huawei has not yet gone public (as some
rivals have).
The
contradictions at Huawei are mirrored to some degree by all of the
country's emerging multinationals and ultimately reflect those of China
itself. The economy is still in transition between dirigisme and free
markets. Its political system can harness enormous resources, but
ultimately undermines its own objectives in a paranoid desire to retain
control.
That
China intends to create world-class companies is indisputable. Appalled
by the speed of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rightly, attributing much of
that to the success of western corpora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cided some years ago that 30-50 of its best state firms should be
built into “national champions” or “globally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s by 2010. At home, these companies would enjoy tax
breaks, cheap land and virtually free funding via the state-owned
banks. Abroad, the government would help them to secure contracts or
exploration rights.
This
has prompted fears that the Chinese, like the Japanese in the 1980s,
are about to out-compete and to buy up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undoubtedly a small group of Chinese companies has become bigger, more
efficient and internationally acquisitive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But this als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what kind of companies China is
fit to build. Arthur Kroeber, managing editor of the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argues that China's “unique combination of first world infrastructure
and third world labour costs” and its focus on capacity building rather
tha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an that corporate success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component manufacturers or processors of intermediate
goods than global consumer brands such as South Korea's Samsung.
China's
best companies bear this out. The most impressive are the resources
groups. Three big oil companies, PetroChina, Sinopec and CNOOC, are
aggressively buying overseas and building pipelines across central Asia
to satisfy China's fuel demands. They are in more than a dozen
countries: CNOOC, for example, is Indonesia's largest offshore oil
producer.
Shanghai-based Baosteel, China's top steel producer, already sits on the Fortune 500 list of the largest global companies by sales. It will more than double capacity by 2010 to become the world's number three producer. In Brazil it is negotiating the biggest overseas investment ever made by a Chines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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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Baosteel, Chalco, China's leading aluminium group, and Yanzhou Coal,
the largest listed coal producer, are relatively new companies created
to consolidate fragmented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then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China Minmetals, the biggest base metals company, has
gone further with its recent approach to buy Noranda, a Canadian copper
and nickel miner, for a reported $7 billion. And in components
Wanxiang, an auto parts group started by a farmer's son as a bicycle
repair shop, has $2 billion of annual sales in 40 countries and owns
research assets in America.
By
contrast, China's consumer-brand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struggling. The latest to grab the headlines is Lenovo, China's top
PC-maker which in December bought IBM's personal computer business,
three times its size, for almost $2 billion. Having failed to turn its
own marque into a global brand—the reason it changed its name from
Legend—it bought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ut one that even IBM could
not make consistently profitable, to prop up its overseas sales. In
China, Lenovo's profits from PCs are rising by just 1% per year and its
market share is being squeezed as Dell makes inroads in expensive
computers and private-label firms undercut prices on basic machines.
Far from being world-class, Lenovo is less efficient than its domestic
peers, says Joe Zhang, an analyst at UBS in Hong Kong. Some put its
early success down to good government connections—it is majority-own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other
much-heralded company is Qingdao-based Haier. Having built up
commanding domestic market shares of 20-70% for most home appliances,
the group has office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overseas revenues
of over $1 billion. However, most of its international sales are in
niche markets, and Haier lacks the cost control, production discipline,
market dominance and sales support it needs to compete with foreign
rivals outside China. Even at home it has had to resort to price wars
to regain market share lost to better foreign products.
In
cars, Shanghai Automotive Industry Corp (SAIC) aims to be among the
world's top six car companies by 2020. In October it trumped a domestic
rival to buy Ssangyong Motors, South Korea's fourth largest carmaker,
and it is also in talks to rescue MG Rover in Britain. Yet these are
defensive acquisitions of technologies and design skills to catch two
nimbler rivals, Chery and Geely, which already make own-brand cars at
home (Chery plans to launch models in America by 2007). Domestic
joint-ventures with General Motors and Volkswagen have constrained SAIC
and made it uncompetitive, says Paul Gao of McKinsey.
TCL
has made a better fist of things. At home it remains the most
profitable TV producer. Internationally, buying the TV business of
France's Thomson in early 2004 turned it into the world's biggest
volume TV maker. “Our goal is to be a Chinese Sony or Samsung,” says
the chairman, Li Dong Sheng. Despite the boast, at home TCL is
depending on Thomson's rear-projection technology to make thinner sets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Samsung. And in mature markets it does not
intend to use TCL's brand at all, but is trying to revive Thomson's
ailing RCA marque. Vincent Yan, managing director of TCL International,
admits that, “no Chinese company is ready to build a global brand. You
need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Just spending money on ads without good
products doesn't make sense.”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n, China has created some quite large companies. More than a dozen are in the Fortune
500 list, though almost all of those are domestic monopolies or
near-monopolies, such as telecom operators or big commodity producers.
A handful of others are starting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though
mostly in niche markets and on price rather than with technology or
brands.
But
the global footprint of Chinese companies is still rather faint. Thei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as just $2.9 billion in 2003,
compared with the more than $50 billion that flowed into the mainland.
China's stock of outward FDI amounts to $33 billion, less than half a
percent of accumulated world FDI. These facts have led some long-term
observer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since the early 1980s essentially has failed. That
might turn out to be premature. But one contrast is revealing: 20 years
after the start of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decade earlier,
South Korea had built successful heavy industry groups and was
beginning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brands
people know today.
If
anything, the ga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firms is widening, as the
latter merge, reinvest the profits yielded by their scale economies and
continually hone their management systems. One only has to think back
to China's first crop of potential champions. A decade ago, Zhurong was
hailed as the original Huawei. Both Founder and Stone were well ahead
of Lenovo in the PC market and Yuchai, a diesel engines maker, and
Kunming Machine Tool were seen as the next big technology plays.
D'Long, a conglomerate spanning food and financial services, was lauded
as a smart operator that bought tired foreign brands for a song and cut
costs by taking manufacturing to China—until last year when it
collapsed with huge debts.
These
companies all had access to capital, cheap labour and a big domestic
market. George Gilboy, an affiliate researcher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for the past decade a senior manager at a
multinational firm in Beijing, says they failed not because of poor
products, but because of organis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The
issues that plagued them are still very much present.” These issues are
grounded in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they lie in wait
to trip up today's aspirants to world-class status.
Whereas
policymaker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deliberately nurtured strong
private companies (albeit often with close political t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eply afraid of a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private sector,
implemented reforms that have given state firms privileged access to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rkets. But in order for the economy to grow
fas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llowed foreign companies into China
at a much earlier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and these now control the
bulk of the country's industrial exports, have increasingly strong
positions in its domestic markets and retain ownership of almost all
technology. The result is a corporate landscape of a few big private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a mass of lumbering state-owned firms and
increasingly powerful foreign multinationals.
China's unreformed political system has a seco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 Like the bosses of South Korea's chaebol
before them, Chinese managers respond to regulatory inconsistency and
opacity by pursuing short-term returns and excessive diversification
rather than by investing in long-ter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Most
are unwilling to develop “horizontal” networks with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trade bodies—which in other countries establish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foster confidence in long-term research. In
China, a company's best defence against corruption and the direct
political linkages that benefit rivals is often to avoid business
collaboration entirely and instead build vertical links up the
Communist Party hierarchy and curry favour with local bureaucrats.
The
power of officials to change policy at a moment's notice (suddenly
appointing a successful boss as governor of a province, for example) or
implement it in different ways for different firms, combined with the
im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economies of scale through mergers because
targets enjoy political patronage, together explain why Chinese
managers tend to leap from one opportunity to the next, trying to grab
a profit before the rules and the competition catch up. A year ago
mobile phones were hot—Lenovo, TCL and Haier all invested, with little
success, against Motorola and Nokia. Sun Jianmin, a management
professor at Beijing's People's University, notes a cultural bias for
financial services over “mere” manufacturing. Haier, TCL and even
Baosteel all have subsidiaries in banking or insurance. “How can a
long-term company emerge in such a short-term environment?” asks Mr
Gilboy.
Nowhere
is this more obvious than in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veraged a $12 billion annual trade deficit in electronic goods,
components and machiner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Most
of it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s actually low-value-added assembly.
The really smart bits, such as integrated circuits, are imported.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direct research spending, focusing on risky
“big bang” projects (like sending a man into space). Indeed, China's
low wages actually provide a disincentive to such investment, since
Chinese firms can often boost short-run profits by replacing capital
with additional labour.
Not
surprisingly, therefore, foreign companies control virtually all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and account for 85% of its technology
exports. No wonder that Lenovo lacks Dell'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that Huawei tried to catch up with Cisco by bending the rules. Haier's
furious product development—15,100 specifications across 96 categories,
including a washing machine that also cleans sweet potatoes—typifies
the lack of focus that is evident at many Chinese firms. As J.P. Huang,
who runs JPI, a mergers & acquisitions boutique, puts it: “We
Chinese like the romance of memorising Confucius. The discipline of the
laboratory is not in our blood.”
Nor,
yet, is modern management thinking. Chinese companies struggle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negotiating a cross-border partnership or exiting a
loss-making activity, argues Gordon Orr at McKinsey in Shanghai. While
multinationals import their most sophisticated business systems to
China, improving productivity by 15% a year, Chinese companies still
resort to “brute force”—throwing more labour and capital at problems,
rather than thinking about new processes. Unless they improve, they do
not stand a chance against world-class competitors, either outside
their borders and soon not even on their home turf, warns Mr Orr.
China
has so far failed to build world-class companies. Even the natural
monopolies and resources companies are mostly just big rather than
particularly efficient.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reas, a few companies are groping toward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ut none are there yet. Nor will China necessarily
produce a Sony or a Samsung. “People assume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China develops world-class brands,” says Mr Gilboy. “But Chinese
firms may not develop like Japanese or Korean ones did. China may be
building a distinct model of capitalism with distinct firms.” While
American firms broadly excel at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and Japanese
ones at process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s, “China capitalism may
simply be best at making things a lot cheaper.” If so, China might do
well to focus on building no-name component suppliers as Taiwan has,
rather than home-grown brands a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For unless China institutes far-reaching political and structural reforms that give Chinese managers the confidence to invest in long-ter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t cannot readily build a globally competitive corporate sector. Those sleeping employees at Huawei might just have been working too hard. But perhaps they had little better to do. Workers napping on the job are nothing new at a Chinese company.
日本究竟是如何崛起的
摘要：如何建立现代政治经济体制 ————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查看全文
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社会的八大无用功
摘要：引自：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3707.html 查看全文
什么是自恋症？
引自: http://www.yculblog.com/trackback/4/664790
自恋症按照精神分析的解释，起源于一种源于自卑感的压抑的防御心理，自我由于不能以正常方式满足成就动机，采取了封闭的过度关注自我的外在评价的种种
虚幻形式，如名气、赞美、点击率，有时会把是否得到他人的关注视为行动的唯一理由。自恋者经常会没有理由的关注比自己名气大的人，暗地里形成一种和偶像结
为一体的虚幻感，当这种感觉遭到否定（或者是追星行为遭到打击，或是偶像遭遇丑闻失去可攀附的理由）就会转为对偶像的极度仇恨乃至人身攻击。
当社会转向一个推崇个人成就感、吹捧“成功人士”的泛商品化的时代，自恋症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把自爱混同于自恋的结果是，生活的意
义就在于名利场的厮混，成功与失败成了一个人唯一关注的东西。如果为了成功和所谓名气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争得眼球就行，甚至对罪恶滔天的恶行也会啧啧称
许。
自恋者从来难以领会真实的不同意见，因为真实的批评作为不同的声音往往打破了自恋者的封闭圈子，让其意识到泡沫之外的社会世界作为自我的背
景并不就是自我本身能够视而不见的影子，但自恋者宁愿不去正视这种不受限制的视域而和自己的影子搏斗，寻找曲解歪曲真实批评的借口。
一个社会陷入自恋文化就会是非颠倒，陷入普遍的失范状态，人与人也失去信任，法律成了黑吃黑的游戏规则，大乱将至也浑然不觉。个人的自恋则强化了压抑，剥夺了自我面对种种挑战的勇气，沉溺在自我陶醉自我吹捧的圈子里不思创新。
由此我想到blog。在某些自称blogger的人看来：blogger难道不正是一种自传式写作，自恋者的聚会？要不怎么找到每天更新的理
由？如果blog不关注自己和圈子里的鸡毛蒜皮似乎就是不真实的？
在我看来，这种自恋式的解释恰恰搞坏了blog的风气。Blog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方式，也是一种机会，但并非是自恋式的放纵。Blog会留下很多个人的痕
迹，但这并非是很多人选择它来交流的理由，blog的内容才是关键。在那种不正常的风气下，blog成了名人秀，剽窃转贴者赚取眼球的天堂，我觉是十分
可悲的。
Blog和一切交流形式首先是满足个人的需要，但个人的需要并非就是像某些人那样整天引导人们关注他自己得到多少关注。诚然，社会性网络技术方便人们发展人际网络，并不能改变交流者及其所处的社会氛围本身的自恋文化，但这并非是唯一的选择。